东晋、南朝（317—589年）中国南方先后出现5次政权交替，除了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的侯景之乱，基本都是取代者具备绝对优势，南方没有因为统治者更迭出现大规模械斗，因此南朝的经济和商业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即使如此，仍然以谷帛实物交易为主，到那里做生意都得背一堆粮食、布匹。没法子啊，兵荒马乱的，没实在东西没人信你。

无论现代学者怎样斥责当时的统治者穷兵黩武、掠夺农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或者团体比统治者更有信用，虽然统治者本身确实不怎么有信用。鉴于统治者还有信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终于开始再次铸币（四铢钱），统治者虽然也是强盗，但这个强盗实力相对强一些，信用实在是比大家好，用四铢钱总比背着粮食布匹来回乱跑好。

刘义隆比较厚道，说铸四铢钱，就是四铢，一点没偷工减料。不过，除了四铢钱以外，当时使用的还有前朝所铸五铢钱。

四铢钱与五铢钱哪个更贵？针对这个问题刘宋王朝开展了两场辩论。

辩题：一枚五铢应该当两枚四铢用吗

正方辩手：刘义恭，职务：王爷；沈演之，职务：京都卫戍区司令员（中领军）。

反方辩手：何尚之，职务：内阁副总理（尚书令）。

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刘义恭：东晋以来，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扩大货币发行量，如果五铢钱值两枚四铢钱，那中央政府既不用费铜，又可以扩大货币发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结论：一枚五铢钱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何尚之大概是中国第一代货币数量论者，他在辩论中提出：一国货币数量并不改变商品多少，货币数量仅仅改变商品价格。如果一枚五铢钱当两枚四铢钱用，现在民智未开，你弄两种货币出来，群众分辨不清，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会影响群众生产生活。举例说明，王莽的28种货币就很离谱，最后因此亡国。

结论：一枚五铢钱不应该等于两枚四铢钱。

辩论会结束后，主持人刘义隆宣布：正方辩友胜出，在他的地盘上一枚五铢钱可以当两枚四铢钱使用。

平心而论，刘义隆没有铸不足值货币，因为五铢钱也不是他铸的，所谓五铢钱是前朝发行的铸币，他没有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五铢钱多在富户手中，当然富户以刘义隆为代表。突然宣布改变币值，拥有五铢钱的人的财富立刻增加了一倍。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这时候坐皇位的是刘骏。此时，经历了刘义隆创造的“元嘉之治”，南朝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货币流通更为普遍。

第二场辩论赛发生了。

辩题：货币可以私铸吗

正方辩手：沈庆之，职务：高级军官（始兴郡公），学历比较离谱，他是文盲。

反方辩手：颜峻，职务：省长（丹阳尹）；刘义恭，职务：王爷。

正方辩友沈庆之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沈庆之大概是第一个原市场教旨主义的文盲经济学家，居然在辩论中提出有指导的自由铸造劣币，就是说：铸造不足值铸币，应该在官府指导下铸造，官府要收30％，原来流通的五铢钱、四铢钱统统由官府存放。如果放开了私人铸币，铸币发行量会猛增，也不用愁没铜了，市场一定会更加繁荣。鉴于以上理由，可以有指导性地私铸货币，比如二铢币。

结论：货币可以私铸。

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正方辩友的观点是错误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关键是截流，比如皇帝刘骏的选美问题就不能搞，要增加铜的供应，首先应该考虑没收民间铜器，不是铸造不足值的铜钱。至于自由铸造二铢币，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馊主意，断不可行（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

结论：货币不能私铸。

很遗憾，虽然刘骏没有相信沈庆之，这个馊主意后来还是被宋废帝刘昱采纳了。刘昱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并非不靠铸币搂钱。刘昱宣布，铸钱是可以的，只要先交给他30％的抽头。这等于宣布可以把四铢钱贬为2.8铢钱，而且私铸者为挣钱还可以继续再贬，二铢钱（又称“鹅眼钱”）堂而皇之问世了，搞得“斗米一万，商或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