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没有别的，我就想赚钱

面前摆着两根金条，你能说哪一根高尚，哪一根龌龊？这句话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看到之后顿感触目惊心。没错，钱就是一个工具，拥有它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这与道德无关。我读书、求学，不就是为了以后挣钱么？

酒足饭饱，大伙儿马上要散场。我担心说晚了就没机会见任远了，就拐了个弯儿说：“任远，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吧，改天再约你们踢球。”

“好啊，没问题，”他一边说，一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当时还算奢侈品的翻盖手机，“我拨给你，你保存一下。”

如果我有手机的话，他这样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哪儿能像变魔术一样变出手机呢？只想跟他要个电话号码，却不小心让自己露怯了。我红着脸挤出几个字：“我……还没买手机。”

其实，在2001年，一个大学生没有手机是非常正常的事，当时手机费用还高得离谱，手机也只有少数几个品牌，算是比较贵的通讯工具，学生一般都是通过寝室的固定电话或者BP机联系。但是，在这几个“富二代”面前，我在自卑的驱使下，给自己增加了太多无谓的心理负担，好像自己没有手机就矮了大半头似的。我想，完蛋了，自己跟人家都不是一个档次，起码的联络工具都没有，还套什么近乎呀。

不料，任远眼皮都没抬，继续在自己的手机里编写通讯录，输入我的名字，然后抬眼问我：“你寝室电话号码多少？我记一下，以后约你踢球。甲A开始了，也可以叫上你一起去看国安和红塔。”当时，中超还没开始，球迷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甲A联赛，我作为球迷，顶多就是在学校食堂里跟几百号学生分享电视直播，根本不敢妄想去比赛现场看。任远这句话，更加撩拨起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很快地告诉他我寝室的电话号码。这时，服务员已经进来结账了。任远从服务员的账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手机号，还留下了当时流行的OICQ号码，说我有事可以打手机或者上网找他。我紧紧攥住那张纸条，暗自想，我以后的路怎么走，要靠你了。

当天晚上，我在寝室里冥思苦想，酝酿要怎么张嘴跟任远说打工做兼职的事。本来嘛，我是以“踢球”的名义跟人家要的电话号码，现在却求人家给我一份工作，是不是太丢人了？再说了，人家商量开公司的事，我偷听了个一清二楚，是不是会给别人留下做贼的印象？我抓耳挠腮，心急火燎，却没人可以商量。我是万万不敢跟同寝室的湖南同学说的，我怕他嘲笑我“攀高枝”。这厮进入大二之后，逐步往愤青方向靠拢，比我还痛恨贫富差距，整天向往灵魂的自由和大同世界，若是知道我有心“巴结”有钱人，还不发动所有穷孩子声讨我？我更不能跟两个北京的同学说，在我看来，他们北京学生原本就欺生，我这样的举动定会招来他们的嘲弄。思来想去，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拨打那个长长的手机号码。

隔壁寝室的电话坏了，有个小伙子，一到晚上就来我们寝室借电话，跟远在上海的女朋友煲“电话粥”。此时，他又来敲门借电话，我一看，再不打电话，今天就没机会了。过了今天，任远可能就把我给忘了，虽然他记了我的电话号码，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还想踢球呢。再说，他想踢球，还愁找不到人吗，他会主动找一个连手机都没有的穷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