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深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规劝，只是一种唤起道德责任感的尝试，而不可能在短期内禁除鸦片。所以，在施以仁义教化的同时，他们又以政府的名义威严地公告：行商和外国贩运者必须在三天之内交出所有的鸦片，并具结保证从今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否则，“入即正法，船货归官”；吸食者须在两个月内将手中的鸦片和烟枪交至衙门，而那些食君之禄的生员当中的吸食者则要受到严罚。当外国人拒绝交出他们手中的鸦片时，林则徐下令逮捕拒交鸦片的首要分子，所有广州的公行彻底断绝与外国人的贸易，包围洋人的商馆。

到5月中旬，强硬的措施收到了成效：吸食者也交出了数万斤鸦片和七万具烟枪；外国人也被迫交出了所有的鸦片之后离开广州退居澳门。林则徐将他的战利品或以石灰熔解倒进大海，或以大火焚烧。熊熊烈焰让初夏的虎门热浪滚滚，禁烟大业达到高潮。160多年后，林则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的诗句在虎门依然光彩夺目，让今天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充满了赞美、遗恨、叹息等各种复杂的感情。

    英国商人对虎门的销烟漠然置之，他们并不担心他们财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鸦片是通过义律交给中国人的，而义律是英国政府的代表，按照现代的民商制度，这些鸦片贩子们可以向英国政府索要补偿。而这样的理念和制度，帝国的官员包括钦差大人在内，是闻所未闻的。巨额的赔偿，对英国政府当然是一种压迫。而接下来依然不断发生的纷争，终于使局势不可挽回地恶化起来。

退居澳门的英国商人贼心不死，仍然从事地下鸦片交易，林则徐在震怒之下，将所有英国人逐出澳门。英国人无处可以安身，只有到几乎是不毛之地的香港岛作暂时的停留。没过多久，英国一群水手醉酒以后在九龙殴毙当地村民。现在，英国人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狼狈地撤到南中国海上他们自家的船上，贸易监督官义律大人也和他的同胞们一起，挤在又闷又热的船舱里唉声叹气。

英国人向本土传递他们在广东的遭遇时，难免会对其中悲惨的部分夸大其辞。此前，英国的外交大臣巴麦尊爵士并不同情这些不遵守中国法律的鸦片贩子，他在写给义律的信中说，女王陛下的政府不会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希望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英国商人与中国政府的纠纷。但在接到过分夸张的报告以后，英国绅士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以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臣民和平地居住在广州、澳门等地，对中国政府的友好和善意充满了信任，而中国官员却以暴力伤害他们，的确让人惊讶！女王陛下不能宽恕贩卖鸦片的行为，但也不能忍让她的臣民在海外受到侮辱和不公平的待遇，暴力侵犯则更不容许。

英国下议院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出兵中国的议案。1840年初，由印度政府代表英国正式向大清帝国宣战。6月，一支由十六艘军舰、约4000士兵组成的英国部队开到了广州湾。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英国人武力行为，因而事先添置了军舰等武器装备，精心构筑了广州的防御体系。但英国军队的做法让林则徐和他的同僚们失去了立功受赏的机会。舰队司令决定采用直捣黄龙的战术，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逼迫帝国政府就范——以小股部队越洋作战，速战速决自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英国人用四艘军舰封锁珠江出海口，大部队则径直北上，在攻陷了浙江定海作为补给基地并用两艘军舰封锁长江出海口之后，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了天津大沽附近的白河河口。

近在咫尺的道光皇帝和中央政府的要员们，对英夷的莽撞之举，十分不悦。但一想到夷人们的凶猛，他们觉得还是以和为贵。处置失当的林则徐立马被革除职务，直隶总督琦善奉旨与英国人进行停战谈判。谈判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英国舰队撤到广州。11月，琦善也来到广州，继续在谈判桌上与英国人拖延周旋。但英国人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拖而不决的马拉松式的游戏。1841年1月，他们的军队迅速攻占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武力逼迫之下，琦善只有答应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割香港予英国但保留税收；赔偿英国商人的鸦片损失六百万两；允许英国人与帝国政府直接交往；十天之内重新开放广州。

协议文本被分别传至各自的政府后，均遭否决，但否决的原因却迥然相异。北京方面认为让与过度，道光皇帝怒斥琦善丧权辱国；而伦敦方面则认为所获太少，与他们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两国政府作出了几乎相同的决定，撤消各自的指挥官，另择大员取而代之。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英国人在攻取广州获得六百万两白银赔偿之后，依然不甘罢休，北上的英国舰队势如破竹，连陷厦门、定海、宁波，在会合了从印度赶来的增援部队之后，继续北上占上海，再溯长江而上占镇江，切断长江和大运河的交通。

184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秋天，大清帝国有组织的抵抗在英军折兵总数不足百人的情况下即告结束，英国人把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京，在帝国的内河占领了有利的攻击地形，惊慌失措的帝国官员只有战战兢兢地竖起白旗。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在停泊于长江之上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与英国远征军司令朴鼎查签订了那部让数代中国人肝肠寸断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此后又补签的三种附约——《善后章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于大清帝国而言，是典型的战败条约，其中虽然不泛若干具有现代意义的条款，但有太多的条款令国人饱受屈辱。这个给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观念以及后代中国都带来了巨大变故的条约，之所以能顺利地得到皇帝的批准并很快换文生效，城下乞盟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帝国官员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以及皇帝陛下以丧权失地之“小节”换取国运存续之“大谋”，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割地赔款，出于战败国之无奈。五口开埠通商，在当时虽然也为迫不得已而允之，然而以今日之视角，并没有太多的屈辱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