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国王遣使向大清国进贡

1876年9月9日

题记：缅甸王遣使继续向大清国进贡，在北京向清国皇帝面呈奏表，并呈交了五头大象、一万箱金叶和相同数量的银叶。

《印度之友》收到一份缅甸国王呈交大清皇帝奏表的译文。这份奏表这样写道：

缅甸王孟通，谦恭地把奏表敬呈到天朝大皇帝面前。下王非常谦卑地表示，在天朝大皇帝神圣和万能地支配下，河流山川莫非王土，四海虽遥终归教化；就像葵花向太阳低头，世间万民拥戴天朝大国之皇尊。下王虽然身在遥远荒凉的缅甸为王，却莫不深深感怀您天朝大国的浩荡恩典，因为您把我们的国家包容进了大禹的疆土。按照惯例，通过向天朝大国进献所规定的贡品，我缅甸终于得以纳入您天朝大国的庇护之下，并且汇入了与嵩山赞颂皇帝陛下之吼的同一声音。最近，由于边境接连不断地发生着战乱和抢掠，我们到大清国的交通一直被阻断了；但那些让人极及厌恶的争斗终于令人庆幸地结束了，寰宇之内又恢复了平静。所以，现在正是您属国的微臣们立刻向您进献贡品的时候了。因此，我们恭敬地用烫金字写成了这份奏表，同时送上寿星肖像一幅、五头已经驯服的大象和其他一些本国制造出产的物品。所有这些贡品由一位专门的特使负责，并代表下王恭敬地护送到皇宫之城门。我们谦恭地盼望，天朝大皇帝陛下能够屈尊接受我们的贡品，并能亲切倾听您的臣民们对您的顺从、尊敬和谦恭之情。在书写这封奏表时，下王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快乐和感激。在这封奏表的最后，下王衷心祝愿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当年的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畸形心理。

其时，原本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大多已经落入西方各国虎口，报道中的安南王国即越南，早已成为法国人的俎上鱼肉，缅甸也成为英国人的盘中大餐。重重压力之下，藩属国自然想到了他们的宗主国。在他们看来，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似乎就只有依赖大清帝国的出手相助了。1840年和1860年的战争虽然让大清帝国颜面尽失，但神话尚未完全破产，英法诸国因害怕引发巨大的潜在力量，对这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国家尚存一丝敬畏，从而使帝国残留了最后的一丝尊严，这也是那些藩属国对这个他们传统的宗主国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特别是1860年代以后的洋务自强运动，使大清国披上了强国的外衣，而在藩属国那些颟顸的官僚眼里，他们无限崇敬的天朝大国无疑具有世界一流强国的实力和体面。

让英法诸国感到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进贡行为，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清帝国的文化从属心理。西方国家占据了他们的国土，却没有统摄他们的精神家园。列强决定改变这种现实，从实体和精神上彻底割断他们与大清帝国的联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捅破维护大清国尊严和体面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法国人成为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先锋。

从1870年代开始，法国人就在越南的南部和北部不断地使用武力，以威逼越南人降服。越南嘉隆王朝的腐败与无知，较大清帝国政府更甚，于不断的失败之中，不断地与法国人签订国际条约，但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的支持，使他们从来就没打算过认真地履行条约。

中越边境长期盘踞着一支由广东变民领袖刘永福领导的民间武装，这支非法的武装力量以一面黑色的旗帜作为队伍的标志，故而又被人们称为“黑旗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在与法国人的几次交手中，偶有斩获，这让无能的嘉隆王朝大喜过望，他们不断地为刘永福封官加爵，以期望这支不足三千人的乌合之众能成为他们抗击外族入侵的中坚。

另一方面的支持力量当然来自中国，天朝上国的支持，从来就是像越南这样的藩属国对外国人硬脖子的源泉所在。越南向来就是中国的邦属，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不能容忍它这个重要的南方邻居从天朝的羽翼下分离出去，也不愿意与其他的国家一起瓜分这个弱不禁风的蕞尔小国。非但如此，对越南等藩属国的保护，还是我天朝上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帝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逃避这个责任。但在如何保护的问题上，帝国内部却产生了分歧。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等主战派，力主政府以武力抗法，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军事上，援助越南的军队组建完成，但正在出关的队伍却接到严格的训令，不得主动向法国军队出击；外交上，政府强烈抗议法国侵略越南行为的同时，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越南嘉隆王朝对天朝所寄予的厚望，此时更是达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就像《纽约时报》的记者描绘的那样，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甚至突破了法国人所设置的军事障碍，向大清帝国的皇帝陛下进贡，希望神圣的皇帝陛下大展龙颜，从而将可恶的法国人扫地出门。

法国人对这种反反复复的拖延终于不耐烦了。1883年底至1884年初，法国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升级。越南的政府军很快瓦解，首都顺化陷落。求救的使节火速赶到北京，帝国政府反应迅速，远征军快速进入越南北部腹地。但法国人这次似乎决心很大，因而势头很猛，帝国的军队在河内附近的山西府、北宁府、兴化府一带战败，被越南和大清帝国政府同时寄托了无数希望的黑旗军更是溃不成军。战事失利，政府内主和派势力立即抬头，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受命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对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法国应保全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将所驻北越各防营即行调回；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