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八国联军入侵，让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大清官僚统治集团倍感沮丧。流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趁势摇唇鼓舌，极力宣传欧、美等国尤其是日本的宪政制度。而以孙文为代表的力量，则主张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彻底推翻满清的皇权统治，大批革命者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狂燥之中，跃跃欲试。虽然，康、梁的立宪主张与孙文的革命主张水火不容，两者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但是，对于西太后的统治集团而言，两者却有着同样的、不能承受其重的压力。

经历了义和团的重大挫折之后，帝国的统治者的思维稍稍地有了一些理性的回归。在重重的压力之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等孙文们通过暴力手段将皇权颠覆，不如循康、梁之道，再度变法。年事渐高的西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历史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

1904年6 月，在戊戌变法被整肃六年之后，大清帝国政府宽免了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在赦免之列，此外，光绪皇帝也没有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老太婆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新政”的变革中，步法还是有些凌乱。

这是一场迟来的“新政”，其如火如荼的场面，并不比六年之前的维新运动逊色。一批素有抱负的帝国才俊，遂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其中，早有盛名的袁世凯再度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治国才华。他不惜重金招揽和重用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力兴办各种实业，修建铁路；他力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教育；他积极推行基层自治等行政体制改革；他负责编练的新式陆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他的能干和勤政以及由此而在帝国的官僚阶层享有的良好声誉，使他成为晚清时期继李鸿章之后的支柱性人物。

大清政府赦免维新人士的这一年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兵分三路，攻击驻扎在旅顺、大连和长山岛的俄国海军。大清政府对这场两个外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演变而来的外务部，在俄、日双方正式宣战后的第三天，赶紧发表声明：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双方血战了将近两年，于次年9月，以俄国大败而宣告战争结束。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让俄国人感到万分沮丧的同时，也在大清帝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朝野上下都在苦苦地思索：蕞尔岛国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庞然大物俄国？很快，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大清帝国的中枢神经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于是，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计划终于形成。而此时，距离1871年日本皇室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已有34年。在疾如闪电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时间，足以使一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一个时代了。

但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立宪派尤其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言论。毫无疑问，在他们眼中，帝国新生的机会已经降临，而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也会随之而发生重大转折。

以推翻皇权为已任的革命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则有些懊丧。在他们想来，宪政考察，势必会带来大清帝国宪政的实施，为濒于死亡的帝国注入活力，从而会延迟帝国覆灭的时间。这对急于实现革命理想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用带有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阻止出洋考察。出身于暗杀团的一位光复会成员，在和他的同道打了一架以后，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位一心要“割尽满人头”的安徽籍青年，此前一直在寻找时机，谋杀另外一位风头正劲的满族权贵铁良，如今，他则集中精力谋划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暗杀行动。

9月24日，热血刺客携带一颗没有引爆装置的炸弹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即将出洋的五位大臣登上了火车，前来送行的官员、亲友以及各界名流正与他们在车厢内话别。天上有些阴云，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令人窒息。虽然戒备森严，刺客还是没费多大力气就混上了火车，一切都如同预想中那样顺利。他在寻找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下手，此时，机车与车厢挂钩时产生的震动，提前引爆了性能并不稳定的炸弹，但仍有数人伤亡，五位出洋大臣中也有三人受伤。刺客临行前已经作好了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准备，据传他服用了一种药物将自己变成哑巴，以免被捕后不慎吐露真情，但他的这种担心显属多余——他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数日之后，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开展了多项悼念刺客的活动，人们才知道了这位如同荆轲一般悲壮的勇士的名字——吴樾。

吴樾的暗杀行动，只不过让出洋考察有了稍稍地延迟而已。年底，经过重组的考察团，仍然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这一次，朝廷选择了能干的袁世凯负责安全保卫。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包括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听差2人、杂役4人、剃头匠1人的第一路考察团，于12月9日，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从上海吴淞口放洋。明年1月14日，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驶入茫茫大海。饶有意味的是，他们出发的时候，帝国各大城市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运动正在掀起，在出洋地上海，愤怒的人们甚至烧毁了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汽车。

拖著长长辫子的两大考察团，在外国人好奇的目光中，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日等十数个国家的旅行。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里，他们看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真诚沟通，看到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看到了议员之间只为公理之明而不为意气所用的争执……这一切，令他们在耳目一新之余，思想也受到强大的冲击。

他们还分别考察了国外的一些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诸如政府、邮局、铸币局等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监狱、疯人院等管制另类人群的机构，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他们也充分享受了西方的文明生活，便利的通讯手段，先进的交通工具，新鲜完备的娱乐设施，这一切都让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当然，像被宾馆的旋转门所困之类的狼狈事，也时有发生。

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向朝廷递交的考察报告，是在朝廷通缉犯梁启超和另外一些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笔杆子帮助下完成的。在力数了立宪的好处之后，他们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但不利于官。我国的贫弱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但是，他们也提出，眼下还不是颁布宪法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去太远，贸然仿行，国事将更加混乱。只有仿照日本，先下定国是之诏，而后预定立宪之年，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

西太后被出洋大臣说服，最终下定了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这个洋洋数千言的上谕中，首先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次者明确通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最后指出先从制度改革、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