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热闹闹的预备立宪，对病势沉重的大清帝国疗效甚微，满洲皇族少壮们的一意孤行，让原本支持政府的立宪派扭头而去。从理论上来说，一直与立宪派拳脚相加的革命派，此时应该趁势而上，大出风头。然而，革命的形势似乎并不乐观，至少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还没看到后来史书中描述的那种风云激荡的壮阔场景。

革命党人的暴动和暗杀依然在不断地上演，但没有出现多少令人兴奋的结果。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南部地区组织的几次暴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新近的一次失败，即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同一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男子汪精卫，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只是为自己赢得了美名以及美人（注：汪精卫北上行刺之前，同盟会成员陈碧君为汪壮行时说，明天你就要去死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把我的身体送给你吧！汪、陈遂成伉俪），而摄政王毫发未损。革命所需的经费筹措，殊为不易，承诺不断而兑现绝无，让越来越多的捐助者逐渐丧失了信心。革命远未成功，同志们也并未气馁。筹款活动依然在“内地同志出命，海外同志出财”这样充满激情的演说中进行，新的暴动也在酝酿之中。革命领袖孙中山不断地鼓励因长期遭受失败而情绪低落的同志们，“一败何足馁”，“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

同盟会加强了在各地新式军队中的渗透工作。新军中已经有不少官兵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支持或倾向革命官兵越来越多。从过去依靠会党到将来依靠新军，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不久之后上演的大型革命剧，新军出演了其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新军泛指大清帝国按西方操典组织训练的军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成的北洋军队，应该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鼻祖。1901年以后，大清政府议定重新组织军队，以替代满洲八旗和由地方团练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新军遂在帝国遍地开花。到1911年，分布于帝国各地的新军估计在50万上下。1905年大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大批年轻的读书人出于功名无望而投笔从戎，从年龄上计算，他们应该是新军中的主干力量，加上新军招录条件较为苛刻，因而新军官兵皆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些渴望上进的年轻人，在民族主义的情绪感染之下，很容易迸发冲天豪情。这也是革命党在新军中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帝国的中央政府同样希望控制这批举足轻重的武装，以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预备立宪期间，中央政府即成立了陆军部，将各省的新军整编成36镇，由北京统辖。随后，一批在新军很有威望的将帅，纷纷以明升暗降的传统招数，被调离他们所统辖的军队。但这些调离的将帅们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兵权的丧失，因为以中国的传统，军队往往只服从于他们的统帅，即使他们的统帅已经调离，但对他们依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帝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多年，在未来的中国，依然会持续若干年。

实际上，中央政府控制新军的能力，十分有限。革命党人自然也不能控制新军，孙中山自始至终就没有自己可以调动的军队。相互对立的双方，为着各自的目的，在新军中展开了争夺，但争夺的结果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胜利不属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能够控制军队的人。这就是当下中国政治的奇特风景。帝国政府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了然于胸，为免将新军逼至类似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那样的困境，而对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曾多次指示各地督抚，“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帝国政府此种投鼠忌器的心态，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预留了极大的空间。

尽管在新军中的策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革命党人新的暴动计划还是遭到了挫折。在募来了一笔16万元的巨款后，财大气粗的孙中山不失大炮本色，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暴动计划。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先以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敢死队攻占广州，再以广州新军为主力组成的十路大军，分头挺进湖南、江西，另在长江流域策动新军举兵响应，各路大军于南京会师之后，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计划的庞大并不等于计划的周密。当黄兴带领部分暴动人员于4 月下旬潜入广州时，发现广州已经戒备森严。原来，4月上旬，另一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私自潜入广州，实施他的行刺计划，引起了当局的警觉。显然，这两个计划缺乏必要的协调。

黄兴还是发动了攻击。可是，当黄兴带领他的敢死队员向广州督府发起冲锋时，计划中的其他各路大军并没有出现。孤军奋战一夜，86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一个叫黄花岗的地方（注：广州起义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这里采用的是最新考证的数字，但更多的人们似乎习惯用“黄花岗72烈士”这个数字），只有包括黄兴在内的少数人侥幸逃脱。谋事不足、热血有余的年轻小伙子们在举事以前就已经预料到失败，几乎每人都留下了悲壮如歌的“绝命书”。近百年以来，每当人们读到这些带血的文字，都不免潸然泪下。

黄花岗起义失败不到一个月，另一场规模超过黄花岗起义一百倍还不止的抗议政府运动，在帝国各地兴起。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保路运动”的反抗壮举，自发的成份显然更多，虽然运动当中也产生了各式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革命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