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事实是，达赖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博得了同情。很多时候达赖的做法就像西班牙斗牛士，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挥动一面红色的布，之后牛就冲过来了，去攻击他。就是说达赖每到一个地方活动，中国都要挥舞着剑过来批判他，反击他的挑衅。这样，其他国家就会说：你看，这不是证明了吗？你们一直都不放过他。这样的做法是被动反应式的，就像是两个人的游戏，一个人总是先出招，另一个人总是被动地去应对，就等于中了他的圈套。与其这样，还不如索性你们来主动出击，把西藏的历史文化，包括达赖本身的真相主动地告诉世界各地的人民。

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对话去打倒他。比如说前面提到所谓“大藏区”的问题。曾经有记者在采访达赖的时候，问到很尖锐的问题：达赖你说要把西藏还给西藏人民，你不是又要搞所谓的“大藏区”吗？“大藏区”很多地方都是中国其他省的领土，你是不是要把那么大一块地方都还给所谓的西藏人民？这是什么含义？这等于对达赖的“大藏区”理论提出了质疑。达赖碰到这个问题之后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他无法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除了前面提到的办法外，有时候还可以直接和他对话，把事情放在台面上，这样更能揭露他。

赵：达赖在公共关系上做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了某些势力的支持。他到处游说，鼓吹“藏独”是他的公关活动的唯一目的。他的演说的题目往往是“以慈悲为怀”，或者是“什么是幸福”之类。他并没有以政治开头，而是把政治放在了后面。当人们喜欢达赖的时候，就喜欢了他的主张，就中了他的圈套。他的做法是很巧妙的。

我特别惊喜的是，你和我在不同的地方，读了同一篇《明星周刊》的文章。

实际上我们在西藏实行的是双语教育，为了保护西藏语言的发展，特别分别建立了藏语学校和汉语学校。而在藏语学校，汉语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但事实上，有些藏族家长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藏语学校，而是希望孩子上汉语学校，掌握流利的汉语，这样会让他们在西藏之外的交流包括工作都更方便。而且，在教学中如果完全用藏语，在讲科学课程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学校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讲数学、物理、化学时往往也要用英语讲授。现在这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些科技词汇在汉语中已经健全了。我们曾在巴黎举办过文化展览，把汉语和藏语两种教科书都展览出来了。法国人说，太好了，这在很多国家做不到，这要多少成本？课本都是两套，老师要两套。所以学习汉语并不能说是同化，藏族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上汉语学校，就像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家长愿意让孩子上英语学校一样。

奈：您刚才讲的西藏的故事，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们没有向全世界讲好西藏的故事。应该说我们已经被中国说服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大趋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西藏问题。

你们现在面对的是达赖喇嘛，他是你们的对手。多丽丝其实多年前也和达赖本人接触过，看起来他并非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但在公关宣传方面，他做得更聪明一些。实际上中华民族是非常聪明的民族，在西藏问题上拥有比达赖喇嘛更多、更好的故事，怎么反而很多次都让他占了上风？我觉得在这上面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不能让他占上风。

赵：我们也应该反省我们的对外表达方面的问题，的确有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关于西藏的故事，其中的大是与大非，我们以为是很清楚的，但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未必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理解得不够。你们二位这次要去西藏，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旅行。到那里你们可以直接地、随便地与各种人物交谈，回来后也许还会提出更好的建议。

我想，今后在谈论西藏问题时，除了中国官方的声音和报纸的社论，还应有更多中国的和外国的民间人士参加，比如你们二位。开展公共外交，而不只是政府外交，这样可能有助于更全面、也更真实地讲好西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