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我想，西方一直把西藏问题当做可以敲打中国的棒子，时至今日，一直到本周、到将来，西方会一直这么做，所以要继续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多：我还想谈一点。不论哪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他都会有这种心理，如果明天就要见达赖喇嘛了，他不希望这时候你告诉他如何如何，不希望你阻止他。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主见，不希望你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指手画脚。

奈：比如说，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的事件，中国可能就是因为萨科齐见了达赖，随之就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实际上就是一些回应措施。这样做反而让达赖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而帮了他的忙。与其这样，还不如冷落他，把他晾在一边。（笑）

赵：如果中国政府不去明确抗议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接见达赖喇嘛的话，中国民众会有强烈的反响。对萨科齐，人们会说，我们不买法国货，不去法国超市，中国为什么买那么多空中客车？如果中国政府不表示抗议的话，这种反应会更强烈。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可能外国人对此不完全理解。

奈：但要注意，这么做之后，反而助长了达赖的气焰。

赵：其实，随着达赖年龄的增长，他的气焰一直在增长。中国的反对，使得一些国家也得顾及接待他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得斟酌接待他的方式。中国人看重的是事情本质的是非，而西方一些人往往以“自由”为借口，认为“见不见达赖是我的自由，你们不能干涉”，由此掩盖了事物的本质的对与错。我们的“干涉”是阻止他们干涉我们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两种“干涉”哪个更有理呢？

多：那么谁来定对错的标准？

赵：中国的事情当然应当以中国人的是非观为标准。鼓动西藏独立受危害的是中国，应当尊重中国的话语权。两种观点的冲突其实不必上升到两种世界观的高度去分析，从是否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去看，是非就清楚了。

多：中国历史上不乏非常成功的、精彩的制定战略的例子，在对待达赖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也可以制定一个更加高明的战略，做得比他更高明。

赵：过几天你们从西藏回来后一定会有更新的、更深刻的见解。我确信是这样的。

奈：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