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黎平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与瞿秋白过从甚密，并十分尊重瞿秋白的道德与文章。他听说红军转移不带秋白同志之后，立即想到秋白同志身体不好，且夫人杨之华同志又不在身边，这样的决定是不公允的，故亲自找到毛泽东同志抱不平，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秋白同志这样好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诚如前文所述，对此决定，毛泽东也是反对的。他颇有情绪地说：“我提过了，但我说的话不顶事！”接着，吴黎平又找了张闻天，结果依然如上文所述：不能改变。对此，吴黎平只有把满腹的话儿置于心底。他思来想去，决定在今天晚上请瞿秋白同志吃饭、叙别。

瞿秋白是何等地想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啊！当他这正当的请求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以后，遂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服从组织决定，与留下的同志们同舟共济，与革命大业共存亡！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家，当他见到吴黎平，想到明天——十月十日就要和战友们壮别的时候，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借用“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来形容。

瞿秋白是我党数得上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清楚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自应由他做东为吴黎平饯行。但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却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走者为主，留者是客。如果再算上留者带有遭打击、迫害的成分，这走者为留者餐叙、话别也就合乎情理了！开饭之后，瞿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无限感慨地说道：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

吴黎平自然清楚瞿秋白改无为有的真实用心：红军突围西行是有故人的。而他留在这就要不复存在的中央苏区，且又带着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将如何面对国民党数十万“进剿”的大军呢！因而，他必然会产生“留在苏区无故人”的喟叹。如果我们再借用李后主的词来形容，那一定会脱口吟出：“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吴黎平此刻或许太了解瞿秋白在想些什么了，他真想举杯高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然而他咱引发瞿秋白那多愁善感的情愫，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下意识地说着这样的大白话：

“吃菜，喝酒；多吃菜，多喝酒……”

面对这样的叙别，瞿秋白真是感慨良多啊！尤其当他几杯热酒落肚之后，用吴黎平的话说：“他当时心中甚为不安，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最后，他又说了如下这段话：

“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说句迷信话：这时的瞿秋白似乎预料到了他的未来，如果再把他在八个多月之后——翌年六月十八日壮烈遇难时的表现相映照，他说的上述这番话即是一个革命者的遗嘱。

瞿秋白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他的心依然在怦然跳动。虽然从理念上说，他的留下并不是被弃之革命队伍之外——甚至还可冠以重担在肩的美名，但在他心中的感觉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再次被王明、博古等人排挤出革命队伍中了！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吧，他不能不想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博古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把他赶出中央领导核心，遭受一次又一次精神摧残的往事……在漫长的近四年的自我反省中，他对自己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换句话说：我瞿秋白是个文人，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而瞿秋白的历史也恰好说明了他的反省是正确的。早年当新闻记者，为中国近代新闻界开一代先河；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又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家共谱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说也不乏精彩之笔，但他视自己的政治历史为一出滑稽剧，且演得十分疲乏——“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虽然他当时感觉：“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他认为“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是，当他在这静静的夜里回首往事，或憧憬未来，他又以诗人的视角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