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蒋介石自华北回到南昌以后，他的脾气增大了许多。不是独自一人在室内快速踱步，就是拿着电报驻步作战地图下边，望着那张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地形图出神。一旦有不顺心或不如意的地力，他碰到谁都会骂个狗血淋头！用贺国光的话说：“委座是在为不知共匪的动向焦虑啊！”

是啊，蒋介石采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妄图竭泽而鱼的“围剿”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突然红军不知去了什么方向，他能不焦虑吗？另外，他在下达第五次“围剿”计划，尤其是欲要达到他的竭泽而鱼的目的的时候，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红军会突围转移，为此他有过网开一面的腹案：放红军东去福建，或南下广东。如红军东去，他则命令参与“围剿”的四路兵马席卷福建，把红军消灭在东海之滨；如红军南下，势必走南昌起义退却的老路，那就集中各路大军越过五岭，把红军消灭在潮汕一带，同时趁势解决南天王陈济棠。但是，从来自东线福建的消息证明：中央红军绝无向东转移的迹象；而来自南线的报告：红军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经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这使多疑的蒋介石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陈济棠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定私下和红军订有某种默契。果如斯，他一年多“围剿”红军的心血不仅功亏一篑，而且还有预测不到的后果。为此，他怎能不焦虑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老的箴言迭迭应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失败上。就在蒋氏北上的前夕，四川军阀刘湘在“进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被徐向前所部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官兵六万余人，被红军俘获两万多人，加之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刘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这时，蒋介石担心川中“剿匪”无主，坐视徐向前部壮大，终成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这岂不贻患无穷嘛！为此，他恳请刘湘复职的同时，并电邀刘湘出川，来南京面商一切。但是，当他获悉刘湘东来南京的目的是为了探明他的虚实之后，如何走活四川这步棋子又成了他一块心病。为此，他暗自焦虑地思索对策。

与此同时，奉命西征并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的红六军团一部经过昼夜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于十月十五日，在沿河县厂坝地区与贺龙所部红三军（即后来的红二军团）会师。此后不久，在大庆战斗中被截断的另一部与南下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合。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在大阡以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印江县的木黄，与贺龙等会师。二十六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宣布红六军团胜利完成突围西征的任务。对此，蒋介石非常清楚：不要很长时间，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必将在川、湘、黔三省交界处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使他更为不安的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既不是东去，也不是南下，若是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到那时，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必将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万一再与红四方面军连成一片，这对蒋氏而言，真是犹如火上浇油，他怎能不分外焦急呢！

然而时下他最为焦虑的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搞清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唯有如此，他才能决定下一步“围剿”或追击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为此，他每日数问：“又收到共匪突围转移的消息没有？”同时，他每天数电致各路“围剿”红军的部属，闭门造车式地制定所谓“追剿”部署。待到十月二十五日获悉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后，他当即召集了会议，并于当日下达了如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