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章县城不攻自破，主要是当地人民的功劳。如果再说得远一点，那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今天攻打宜章县城时结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打心里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彭德怀是属于比较早的跟着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且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顽固坚持宗派主义政策者的眼里，彭是属于毛的人。彭如此地为毛说话，就等于在为毛评功摆好的同时，有意贬低了他们的威信。加之李德与彭德怀以往在指挥上的分歧，故对彭德怀的讲话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体察他人内心活动，又会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从彭德怀的言谈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分歧，为了不冲淡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的喜庆气氛，遂有意转移话题：

“宜章地区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参加红军？”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怀答说。

接着，周恩来指示：把一些无牵无挂的青壮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把那些有家室牵累的老百姓留下，发给他们一些武器，让他们坚持就地闹革命。恰在此时，红一军团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来遂下达指示：

“按原定计划，迅速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慢，抬着山炮行进就更为困难。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还是抬着这些山炮，通过了封锁线。不过，部队也被这类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拖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负责打先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得不顾一切地往前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脚，就是在这次强行军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坚持随军行动。

也就是在这当口，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他当机立断，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进行追堵与决战的计划——这也就是史称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最高“三人团”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六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正当最高“三人团”绞尽脑汁在制定通过强渡湘江，进而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战略方案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从而揭开了史称“湘南争论”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引起的：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键为首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九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他经过深思熟虑，遂向最高“三人团”陈述如下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大计：

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其一，他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证明是正确的；其二，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吧，最高“三人团”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周恩来就其性格而言，在这种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彭德怀的建议的。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全面考虑这一正确建议的得失。遗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团”中不仅处于少数，且在很多问题上处于无权状态。另外他的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态度说给时人与后人。笔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那样：既然自己参加的事情形成了决议——哪怕是与自己的见解相悖逆，也只有服从与执行！

也正是在这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对战略转移的既定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

“是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