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合适！”王稼祥赞成地说道。

是日夜，正当毛泽东与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担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的时候，张闻天打马赶回了他们三人号在一起的临时住处。王稼祥一见张闻天那布满阴云的表情，十分认真地说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放在一边，听老毛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的？中央红军又为什么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志说的不对，”毛泽东看了看张闻天那蹙着眉头的样子，补充道，“准确地说，是我们一道在找原因。我说的也包含着洛甫同志的一些思考。”

“那我们三人就接着往下谈吧！”王稼祥或许太想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来了，他急切地说道。

“不行，不行！”张闻天一边摆手一边说，“现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三人商议。”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认真地说，“我和老毛谈的事是纲，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目比纲还要重要。”张闻天作为理论家，在任何情况下都维护理论的正确性，“眼下，我们三人必须暂时放弃探讨纲这件大事，集中时间先议一议非常重要的有关目的问题。”

毛泽东很是欣赏张闻天这种不无学究气的个性。另外，他清楚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论素养的张闻天，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强人所难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开玩笑说：

“我是赞成纲举目张的。既然党的理论家认为眼下的目比纲重要，那我们三人就权且弃纲抓目。”

“好，就按老毛说的办。”王稼祥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接着，张闻天表情严峻地说出：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刚刚参加了由最高“三人团”召开的敌情通报会。在会上，他不仅获悉蒋介石已经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追堵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而且还知道了何键与薛岳正在衡阳加紧落实蒋氏的这一追堵计划。最后，他分外沉重地说道：

“我虽然不是军事家，但避实就虚的原则，是弱者对强者作战所必须遵循的，这点我还是清楚的。为此，我对中央红军继续沿着红六军团转移的路线强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最高‘三人团’的意见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当然不会听我的意见！”张闻天边说边取出两份油印的材料，“你们看吧，这是十四日《红星报》上的文章《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它和盘托出了最高‘三人团’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下一步红军进行转移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与王稼祥一人接过一份《红星报》，二人围在昏黄的马灯两边用心地看起来。虽说笔者标明是讨论提纲，但他却以权威的口吻说明：“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出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另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同时还指出：我们的突围转移行动，“逼使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动九个师两个旅”，“陈济棠从进攻中央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一个旅，何键从进攻湘鄂赣苏区的部队中调出三个师，从进攻湘赣的部队中抽出四个师来阻拦、追击或袭击我们，这表示出我们突破封锁线的行动，不但是为了取得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不但是为了创建新苏区，而且也是为了保卫我们原有的中央苏区，保卫我们的湘鄂赣与湘赣苏区”。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