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从大地上渐渐地升起来，东方的晨曦又不知不觉地抹去黎明前所有的黑暗，天终于亮了！周恩来熄掉马灯，大步走到庭院中。他展开双手做了几下深呼吸，接着又用力地活动了一下身体，请警卫员从水缸中舀来一盆颇有凉意的清水浇在头上，把一夜未眠的劳累和睡意驱走。恰在这时，博古从他的住室中走了出来。周恩来客气地说道：

“博古同志，你洗漱完了，我有件事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可以，可以！”

周恩来为什么要单独找博古谈呢？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位年轻气盛，又有着很深的理论素养，并被时人称为天才演说家的中央领导。博古正因为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演讲起来可谓头头是道；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尤其是有关军事战略决策，他满腹的学问就不知该如何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德是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拐棍，离开李德他寸步难行。也正因为如此，一旦经李德提出，并由他通过的有关作战方针，就变成了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但是，如果单独和博古进行交谈，他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也有最高领导人的气魄——敢于拍板。这就是周恩来抛开李德与博古交谈的主要原因。

“我思考了整整一夜，认为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建议，是有正确的一面的……”

“那我们最高‘三人团’的决定呢？”博古未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不客气地挡了回去。

“如果需要修定，或补充，也是可以的嘛！”周恩来猝然之间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真的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局面，谁来承担责任？我们又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

这一炮打中了博古的要害。诚如前文所述，他们这些借助共产国际力量上台的书生，就怕因他们的失误，甚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向共产国际交不了差。所以，博古听了周恩来这措词强硬的话后怔了一下，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接着，周恩来说出了自己全部的想法：一、在没有充分的论据或猝发的不利于我的军事形势下，继续执行最高“三人团”决定的战略方针；二、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建议做好第二手准备。具体地说：先抽调一批熟悉湘南一带地势、民情的骨干，或作为在湘南寻机歼敌的预备队，或作为应付不测之事发生以后，把他们留作在湘南打游击的种子。最后，周恩来有些沉重地说道：

“我考虑再三，这虽不是万全之计，可也总比做一手准备为好。”

对此，博古不可能提出什么非议，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给博古减轻精神负担的权宜之计。至于这项计划是如何完成的，遗憾的是史无所记。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李一氓同志写的如下这段文字：

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二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这些调来的干部大概是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县、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部队撤离江西，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这批湘南干部就是准备在湘南立脚之后，去开辟地方工作的。他们都是本地人，熟悉湘南情况，跟湘南还有一些关系。他们大部分是一九二九年（应是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参加红军的，在红军当中已经四五年，经过战争锻炼，他们自然也就会在湘南领导起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