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上的担子沉甸甸

九三学社中央我作为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副主委、大连市信访局副局长，在长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2007年我撰写了一份题为《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的调研报告，被九三学社中央采纳。

又经过近半年的深入调研和论证，最终形成了九三学社中央的《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提案，并被选定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材料。

“两会”结束后，提案所提建议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作了批示；中央政法委迅速作出答复；国家信访局特别给九三学社中央写来感谢信。

作为提案执笔人，我在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难以做到完全释怀。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九三学社中央领导带我们到国家信访局征求意见时，一位副局长表示，这么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把信访工作问题带到“两会”上，他同时建议将关于信访工作的一些想法加进提案里。

可见，通过建立“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从建立、完善到相应政策、制度的健全，实现5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可谓任重而道远。

这件提案是被“逼”出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提案里所表达的都是我的切身感受。

我曾在大连市信访局担任过四年副局长，分管信访工作。

当时，随着市场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进一步改革调整，大连市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以及房屋拆迁安置、集体土地征用、农民工权益等方面带来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凸显，围绕利益和权益保护方面的上访进入了一个“洪峰期”。

算是受命于“危难”之时，2003年7月我刚上任，就被安排到北京，成立了信访接待办公室。

那些日子，信访工作者活脱脱就像是“消防队员”，信访工作的艰苦程度怎么形容都不夸张。

为了说服一位上访者，我从早上八点一直与他谈到下午五点半。

做通工作、达成协议就在最后几分钟，而嘴皮子却“磨”了一整天。

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

在我的提议下，2003年9月大连市信访局专门成立了疑难案件接待站，力求使矛盾在当地化解，最大限度地控制进京上访。

一年下来，我们通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签订“双向承诺书”做担保等途径，成效是明显的，240多名“上访专业户”无一回流。

然而，大量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各种关系都理顺了，信访渠道就畅通了，信访工作的压力就减轻了。

当前信访内容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现实，基本上都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明确要求解决实际问题，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许多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因此，重复上访、无理缠访、集体上访以及越级上访的“风险”依然存在。

同时，559九三学社中央肩上的担子沉甸甸机制不全引来的上访、处理不及时拖来的上访、责任不明确推来的上访、调查不全面漏出的上访、接待不热情激出的上访等等，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拿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说到底，在信访工作中克服“治表不治里”、“按倒葫芦起来瓢”的关键，还在于政策是否完善、认识是否到位、工作是否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