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过工作单位的推荐和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批准，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农工党员。

当时国家计生委还没有成立农工党支部，我就成了卫生部支部的一员。

入党后，参加了由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组织的新党员学习班，听取了市委会秘书长章诒学和市政协提案委领导关于做好参政议政和提案工作的专题报告，提高了我对做好提案工作的思想认识。

6我明白了，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名普通党员，不但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也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党做好提案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入党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社会责任。

结合本职工作，我开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一个社会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重要指标，一般是以每出生一百个女婴和相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值作比较。

国际上公认的最均衡、最合理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0: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103个至107个男婴。

然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性别比开始攀升。

1990年为100:113，1995年为100:115，大大超过了国际认可的最高警戒线。

当时，这种异常增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有些领导和专家甚至认为是“假性增高”，可以通过人口年龄交替进行调节，不必“大惊小怪”。

国内媒体也将这一敏感话题列为禁区，不得宣传和讨论。

我作为从事超声医学诊断工作20多年的农工党员，常常为此焦虑不安。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最直接的原因是医学诊断仪器“B超”已经失控，造成了大量的选择性流产。

20世纪80年代初，医院的超声设备只有“A超”，通过“A超”观察脏器的回声波高低和疏密程度来判断病变。

80年代中期，随着“B超”技术的引进，进口“B超”设备开始在大城市医院用于临床诊断，尤其在妇产科领域，因其具有简便、直观、安全、准确等优点而被迅速推广普及。

90年代初，国产“B超”仪的大量生产面世，加快了在城乡中小医院、计生服务站的普及应用。

其推广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期间，央视春晚播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使全国亿万观众一夜之间都知道了“B超”还可以查胎儿性别这个专业秘密。

社会上少数利欲熏心的人，当上了“B超专业户”。

有些医务工作0农工党中央农工党首亮出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红牌者违背职业道德，先是为亲朋好友中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后来又为亲朋好友介绍来的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

更可怕的是便携式“B超”

已经沦为一般的非控商品，任何人花钱就可以买到。

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一个庞大的用“B超”鉴别胎儿性别的地下市场应运而生。

深圳有个黑B超个体户，一天竟能检查20多个孕妇，几天就成了万元户。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有五倍利润，就足以使人疯狂。

当时，一台简易“B超”价值8000元左右，如果要买二手机就更便宜了。

投资并不多，却能一本万利，带来滚滚财源。

就这样，黑B超泛滥成灾，大量的女婴被扼杀在出生之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愈演愈烈。

令“B超”技术研发者始料未及的是，当初造福人类的科学技术，如今却成了扼杀女性胎儿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