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活思想。”高天亮的口气没有责备的意思，两眼望着窗外，没有再说话。
　　
　　看见高天亮陷入了沉思，郭灿心里不觉涌上来一阵愧意，他为自己作为副政委而没能挑起更多的担子为局长减压而自责。依他本意，他到情报局任职后，是想多做工作并把工作干出色的。但他在实干中发现，领导情报局的这个高天亮工作能力实在是高人一头，你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你想干的他已经开始干了，时时处处他比别人均能棋高一着。大概就因为高天亮有过人的领导能力，郭灿才估计上级领导机关长期不给情报局配政委，就是相信局长能军政一把手一肩挑。在德高望重的高天亮面前，郭灿总觉得自己资历浅，来情报局工作时间短，业务知识掌握得不深不全面，所以工作起来，多少都对高天亮有些依赖，时间一久，他倒真把这种依赖变成了一种习惯，他也明知道这种惰性不好，也想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多为局长分忧解愁排难，可三年干下来，他为局长分忧解愁排难的机会还真不多。自高天亮住院以后，他临时挑起了军政一把手的担子，以往他还真没体会到军政一把手的分量，当真干了三个月，他才感到什么叫力不从心，也更加认识到高天亮在情报局的重要性，于是对这位一直干情报工作的老领导更生敬意。
　　
　　高天亮此刻想的事情却没有郭灿想的那么复杂，他只是琢磨一个问题：总部首长为什么紧急召他进京。虽然他没向郭灿挑明总部首长叫他上京的具体原因，但他却在心里已经把他估计的那个“天大的事”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在他住院之前，他已从有关方面获悉了台湾情报局局长蓝天渝针对大陆制定的一系列破坏计划，这其中就有蓝天渝在淡水、基隆建立反共先遣军的较详细情报，他敏锐地预感到蓝的这个举措是台湾情报局对大陆进行大破坏行动的先兆，否则，蓝天渝一下召进300个特务干什么？他决不会无缘无故白养这些人，这可不是他姓蓝的作风。由此，高天亮更加觉得中央军委1959年关于加强全军情报工作，成立情报军官学院，尽快培训新中国情报人员决定的英明正确，他似乎觉得中央军委早就料到蓝天渝迟早会招兵买马，强化台湾的情报系统。自情报军官学院成立以来，他兼任了院长，还亲自为学员讲授政治课和光荣传统课。这就势必加重了他的工作担子，他往往忙得每天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时间一长，他原有的心脏病终于在超负荷的工作中复发，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在他住院期间，总部首长已经明确指示，全局工作临时由郭灿负责，但稍为重要一些的事情，郭灿还是不断地向高天亮报告，特别是蓝天渝这几个月的动向情报还是没有间断地放到了高天亮的病床前，所以高天亮就是身在医院，可脑子中对蓝天渝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的这根弦始终没有松。当听到郭灿转告总参首长的电话内容以后，他的大脑条件反射地发出了警报：台湾的蓝天渝要动手了！作为一个情报首脑，他对时局看法的敏锐性和对台湾特情的警觉性是很高的，也是一般干部所难以具备的。在轿车快开进空军机场时，他对自己的猜测愈益肯定，所以，在临上机前，对郭灿作了如下交代：
　　
　　“局作战值班室从今天起必须增加值班人员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在局长值班室，每天必须有一名党委成员值班，随时准备录音我从北京领受的任务。在我起飞以后，请你宣布全局进入二级战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