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上海时，肖言仍在广州，出差。我接到他电话的那夜，他之所以在上海，是因为第二天一早他要从上海飞广州。
　　
　　那天，他在我家楼下等我，等到了深夜。他说：“小熊，我想你。”我在北京的酒店里，躲在被子下笑个没完没了。
　　
　　我就像棵仙人掌，被肖言灌溉，存下水分，在干旱的季节中休眠，等待他的下一次甘霖。
　　
　　黎至元竟不在上海。
　　
　　我到了上海，打电话给他，他竟说他在意大利。我尖着嗓子：“意大利？为什么？”黎至元平心静气：“我去买小提琴。”我愕然：“你去意大利，就为了去买一把小提琴？”黎至元坦然：“有些事，是要亲力亲为的。”
　　
　　那把小提琴，是黎至元送给前妻的生日礼物。他的原话：“女人30岁了，需要一个好礼物。”
　　
　　它来自意大利的克雷蒙纳，它有丝绒一般的音质，它被黎至元亲手买下，但却没有被他亲手送出。也是黎至元的原话：“她收到琴就可以了，至于我出不出现，不是太重要。”
　　
　　黎至元对我说这番话时，人已经在上海了。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的桌上有茶香缭绕。
　　
　　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向我：“而且，我觉得我必须回上海见你了。”我抿了口茶：“怎么？我有欠你钱吗？”黎至元的身体又倚回椅背儿：“别装傻。”我的确是装傻，因为我那么相信黎至元，相信他对前妻的情义，以及对我的想念，都真实得可以无畏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丁澜不再呕吐了，因为她把那孩子给“杀”了。她说她不想因为孩子而毁了则渊，毁了她。
　　
　　我有些手抖：“你真残忍。”丁澜的手抖得更厉害：“因为生存之道太残忍。”我拂袖而去。
　　
　　生存被丁澜冠上了其他的含义，她要生存在人上，生存得金光灿灿。那是残忍的，就像狮子和老虎的斗争，要远比螳螂捕蝉血腥得多。
　　
　　在丁澜的生存含义之下，我被归结为优胜劣汰的“劣”。丁澜变本加厉：“物以类聚，人也一样，若是你身边的人都有头有脸，你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人上人。”我又手抖：“你的意思是我身边的人都没头没脸？你直接说我无头女尸算了。”
　　
　　魏老板催报告催得像那种水一烧开就会呜呜叫唤的烧水壶，我坐在电脑前除了脑子和手指在动，别的都不动了。魏老板站在我身后说风凉话：“出差前你那么有兴致，出差回来一写报告你就垂头丧气？”我头都没回：“我专心致志的时候一般都貌似垂头丧气。”
　　
　　到了深夜，我才下班回家。路上，我给肖言打了一通电话。
　　
　　我精疲力尽：“今天工作了15个小时。”肖言显得淡定：“早点休息吧。”多余的话，我们一句都没说。我的泪又流下来。我是棵仙人掌而已，我没有决定何时下雨的权利。除了“早点休息”，肖言又能说什么？难不成说“来吧，来我的身边”。若是他说了，我会脱掉高跟鞋，义无反顾地向他跑去。而他，又变回淡定的他了。
　　
　　第二天下班时，黎至元来接我，说天将降雨。在他的车上，我说：“你好像有数以千计的借口来接近我。”黎至元却说：“错，是数以万计。”
　　
　　下一秒，黎至元停了车。下一句，黎至元问：“你哭过了？”我大吃一惊：“我20小时前哭过，你20小时后竟看出来了？”黎至元皱了皱眉：“为什么哭？”我却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抚他的眉心：“我不快乐，我非常不快乐。”于是，黎至元把我拥入怀中：“来我身边吧，我不允许你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