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我抗议，钟昊就开始四处翻小灵通要打给他女朋友宁晓宁，也就是我的上几次介绍之一。我说钟昊你干脆办个号码绑定或者弄个情侣号吧，这样多方便。钟昊边在一堆臭袜子中翻他的“喂喂操”边丢给我一句：“万一分了还得换业务换号，太麻烦了。”说着他打通了电话：“喂，喂，操，这信号，小宁我，你别挂，我出去打。”
　　
　　有时，我觉得世事不公，真是撑的撑死，饿的饿死，这年头是怎么了，所有女孩都爱坏男人吗？我想说小宁是个好姑娘，钟昊你对她好点吧。但在钟昊的“当然爱”“当然想”“当然会”的范本式回答中，我终究还是没说出来。别人的闲事，我闲得蛋疼才管那么多呢！此时宿舍里已经响起了轰轰烈烈的游戏声，间或有某限制级影片女主角的呻吟声，还有钟昊拿着信号不怎么灵光的小灵通吵架一样讲情话的闹声。我是真的有点困了。
　　
　　在我步入青春发育期以后，我问所有的女孩选男朋友的第一条件是什么，她们排除了帅和有钱，告诉我是“人好”。我被所有女孩拒绝的第一理由，她们排除了不帅和穷，告诉我“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不适合”。至此我坚信，只有先帅了有钱了才够格评断是不是人好，你又丑又穷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说自己是一个好人呢！
　　
　　爱，爱，爱。爱是什么呢？
　　
　　第二天上午的软件工程课上，好人缘的我收到25条短信，其中有22个人请我帮他们点名划到，另外两个人要求我帮他们以及他们的女朋友点名划到，还有陌生号码要求我即便自己不喊到也得帮他（她）喊到，只是他（她）忘记把自己的名字发给我。而我正坐在一间能盛100个人实际只来了20个不到的阶梯教室里，讲台上是系主任，他看着下面稀稀拉拉还不如他的头发多的人，由衷喟叹：“世风日下，点名。本来我不想点名的。”
　　
　　起初我并没有叠穿多件衣服的习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怕麻烦的男生。自从后来我慢慢背负起点名大任，我就对自己的着装有了明确要求。那天，我里面穿了衬衣，外面穿了帽衫。于是我分别只穿衬衣、只穿帽衫、穿衬衣套帽衫、穿帽衫套衬衣、穿不系扣的衬衣、穿不带帽子的帽衫、穿不带帽子但是系扣的衬衣……坐在教室的不同位置帮13个人喊到，其中包括憋着嗓子帮两个女生喊到、错帮一个外系的喊到、换衣不及时漏喊一个本班的。
　　
　　班里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在我每次换完衣服座位和语气应完一个人名后低声啧啧赞叹。
　　
　　“杨健，你别忙了，你看你热的，我认识你，从第一节课你就每次都应十多个名字。”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窘迫地看着老师，他又叹了口气，摇摇头，翻开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讲义开始讲课。我低下头，本来我不该感到惭愧的：试问，一个大四的人面对老师怎么还能衍生任何一点跟惭愧有关的情绪呢。但我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至少别人这样形容我，所以此刻我惭愧了。为了补偿惭愧带来的歉疚感，一整节课我都听得很认真，以至于下课时过于激动没有带走放在抽屉里调静音状态的手机，等我再回去找时，它已经，不可能在那了。
　　
　　我丢失的不过是一部普通的、从高三用到大四的、彩屏摔成蓝屏的、时不时自动关机的破手机。但是自从我的手机丢失，我们班的缺勤率赫然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各专业课老师均向系里反应，虽不见人少，但出勤率是结结实实地掉下来了，长此以往，班将不班。同学们也感受到了极大的不方便，他们在找我帮他们点名时，发现我的手机从关机到欠费了，这可急坏了外出打工、租房旅游、探亲访友的同学们，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组地来打听情况。听说我手机丢了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一批因为没有及时联系到我没喊上“到”面临挂科的同学，在教学区食堂甚至厕所里都贴上了字条——“偷杨健手机者，拉出去活埋！”面对这些字条，我痛哭流涕，不是感动，而是隐约觉得，我的“好人缘”使“捡”了我手机的人再也不敢把手机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