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军早已占领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个小时路程），这里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空气里，我们还是能嗅到一丝丝紧张的气氛。这促使我立刻托人在秦皇岛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机票。但是，给我的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了，说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原本想经上海港返回是指望不上的了。这让我不知所措。此后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个时候我才醒悟形势的严峻。所以我只好选择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在夜幕下，我告别了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天津。在天津的一些好朋友给我弄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在船上，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所拥有的时间足够让我看到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费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应该是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在那里，本是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涌上了很多的中国难民，在拥挤中，我还曾丢失了行李，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来。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费了好大工夫我才找到一辆送我去旅社的人力车。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观察这个我冒冒失失来到的地方。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后，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后来，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时，车夫就想在那里停下来。虽然我不刻板，但是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相比，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了一句我熟悉的最难听的中国脏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像样多了。到达旅社的时候，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安茨公司是我们在烟台的代理，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都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加上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所以，很快我就以贵宾身份被领进了一家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发生。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最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