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9月20日) 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通过德国大使馆传了过来，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日军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消息中还告诫所有的外国人要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在扬子江下关段航行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尽快从现在的停泊处离开，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日本对他们因轰炸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概不负责。

结果，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他们的公民受到伤害的话，要求日本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大使则带着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依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原地不动。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为方式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也会传染的！)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也做好了准备，打算在今天的上午9点出发去上海。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也遵从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从各个方面对情况进行了周全的考虑。 从较为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并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是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保护我的财产。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此而“殉职”。我也绝对不是那种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而轻率的拿我生命开玩笑的人。但是，这里还牵扯到了道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我至今还无法跨越它。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为止，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众人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的信任我，这怎能不让我感动)。我把一笔预支款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让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对此，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而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华北地区，根本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那该多好啊！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当然也非常想回到华北，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那里也在打仗呀！所以，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或者是应该逃跑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谁的两只手各抓着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想的也会和我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它让我坚持留了下来。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一阵地区小组副组长。

当我对我的客户——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不断地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而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但是，对此中国的群众会怎样的评价呢？这个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主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被迫留下来的穷人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况且，他们不正是面临着集体被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至少能救多少是多少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当我不在南京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工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重新进行了调整和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还是费劲的换上了另一根。到这个时候，一夜的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在两个洞口垒起了沙袋，为的是对付炸弹爆炸时产生的气浪。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还准备了一些浸醋绷带来应付毒气的进攻。到上午11点的时候，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了，但是，我们等到下午3点半，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这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可能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打开收音机后，我听到了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难道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至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是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