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阴沉沉的，正下着小雨，可以预料到今天不会有空袭。因此，我们可以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

住在我那里的里贝先生带回来一个消息，电厂的领导部门现在已决定对电厂进行修理。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曾经犹豫不决，考虑是否撒手不管。人们不断的思考，上次轰炸时抢救出来的机器十分宝贵，难道还要让它们再经受一次空袭？大家都很清楚，只要电厂的烟囱冒烟，就会再次发生这样的空袭。可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加快修理，可以替我们挽回面子，也就是赢得声望。里贝先生现在正忙着将2号和3号涡轮机再安装起来，它们在空袭时被炸弹爆炸的气浪震得挪了位。

有人说，最高层(尤其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并且还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说我们不愿和苏联坐在一张谈判桌上。据传，蒋夫人还说过，“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德国吧！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这里的部队(经过训练的部队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而没有经训练的部队在北方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在南京又是谁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的顾问和德国的商人！！

今天在南京这个地方有多少德国人，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或者如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所说的“人像靶子了”？！

在厄梅上尉归国的途中，他从上海寄来了一封问候信，在信中，他说得很对：“经过了长途跋涉(坐汽车到上海)和先前发生的一切，我在这里又逐渐复活了！爆炸声离我很远很远，在南市原文为 Nantau(南桃)，应该是指南市。以下统译为南市。可能还有轰炸，我还听得见它的声音。在经受了前6周的压力后，我现在已不再有活靶子的感觉了，这真让人感到无比的自由！由此看来，留在南京的同胞们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奉献，但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对此是决不会作出公正评价的！”

刚才我花80元钱在商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自己已经写好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在两周后，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从汉口回到这里。我想请他把它们带到上海去。把它们放在那里一定要比在这里安全些。我会请德伦克哈恩先生替我保管好。

药品越来越紧缺。在上次轰炸中，天生药房受到了严重的损坏(架子上的药瓶全都被打碎了)，已经关了门。这是唯一还存有6瓶胰岛素的一家药房。我真是个傻瓜，为什么没有在轰炸前尽快地把它们买下来呢？但是我想节省——废话——下次我们要变聪明些！我将想办法从上海买20～30安瓿回来，但愿能成。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不久后，南京就不会再有开门营业的药房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了2瓶乙醚和2瓶酒精，还花元买了一卷药棉，质量很差，在平常最多只值2角5分钱。如果没有绷带等材料包扎，那些可怜的受伤者怎么办呢？很多人可能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每天都有一辆辆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到这里来，看上去他们全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刚从战壕里出来。值得我高兴的是，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也可以说并没有完全离开)，如同大使馆人员那样只是到邻近地方去郊游的(这完全是受了美国大使的影响，他们很快撤到了安全地方，后来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