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卑鄙无耻！午夜12点警报又响了起来。疲劳的里贝根本就无法起床。在黑暗中，我穿好了衣服，走到楼下去，在我的防空洞里躲有太多的人(大约30人)，必须有人去照管，有更多的人不时地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安排好一切后，我和衣倒在蚊帐里，在床上打起盹来，直到凌晨2点警报才解除。

10点30分，警报又响起来了——第一次汽笛声，紧接着是第二次汽笛声。似乎有很多架日本飞机，四面八方都是射击的高射炮。被击中的一架日机，燃烧着掉在了城南，可能还要更远一点(也许在城墙外面)，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剩下的日机在调转方向的时候，还不忘扔下好几枚炸弹。12点30分的时候危险过去了。

14点45分，警报又来了。阴沉沉的天空中，很难辨清飞机的位置。所有高炮中队都开火了。16点，敌人消失了。对于今天而言，轰炸已经足够多了。我想要安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打来了电话说，在星期五，他将带着家眷坐“武汉”轮到达芜湖，因为带了很多行李，所以他想弄到两辆汽车。我宁愿和韩(湘琳)先生亲自用3辆车去接他，这样就能保证一路平安。他还想在当晚就去上海。因为警报又响了起来，所以普罗布斯特博士最后所说的那些话我几乎没有听清楚。当时正好是17点，天空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这可能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外面什么也看不见。17点30分警报解除了。

18点～19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在我那喝茶。在同坐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讨论了一般局势。两个人都产生了一点悲观情绪。华北已经丢掉了，这是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看作了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来作屏障。可是，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20点，警报又一次响起来了！今天好象没完没了似的。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里贝刚好来得及赶回家。我把我们的很多中国工人领进防空洞去后(我不知道是否把他们都找齐了，总感觉还有什么在院子里的黑暗处来回摸索)，便和里贝在黑压压的起居室里坐了下来。

没过多久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21点30分的时候， “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有所好转。

稍后，我给在桂林的普罗布斯特博士发了份电报。据太古洋行的经理麦凯先生说，他的“武汉”轮是直驶下关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到芜湖去接他呢？通行证我已经有了，但对3辆汽车开到芜湖的这件事，我并不感到很高兴。要是中途汽车抛锚或是发生了其他损坏，就再也没有别的汽车可以驶往上海了，但愿普罗布斯特博士还能收到我的电报。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来搅乱我们的平静。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飞机再次空袭南京的消息——又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