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后，宁虹影随新城市京剧团进了北京。剧团在京连演３场，最后一个晚上进中南海。事关重大，文化局长亲自率队，新城的新闻界组成庞大的记者团，随团采访。于是新城和北京的所有新闻媒体同时为这次演出所覆盖，电视台现场直播，大报小报都刊登着演出的剧照和演员专访。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局长下了死命令，演员白天一律不准外出，剧团也不安排活动，关在宾馆里，除了练功，就是吃饭、睡觉。演员个个禀赋了艺术气质，哪个是坐得住的，才一天下来，就憋闷得嗷嗷叫。就有一伙急欲外出的，或购物，或游玩，或探亲，或访友，纠集齐了，一起打到文化局长门上。文化局长黑着脸，任凭你嘴皮子说破，他就是不点头。大伙儿气鼓鼓地回房，仰到床上去做白日梦，梦里还在埋怨文化局长太死性。文化局长冲宁虹影挤眼，说我就是叫他们骂死，也不能放这帮人出去。这都是堆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真都可着性子撒欢去了，到点不归，我哭谁去！不就３天吗，骂吧，有个期限就成。

宁虹影倒觉得得其所哉，难得有一个休整的机会。晚上，剧团结束演出时大都10点左右，她写完稿，再用宾馆的传真机发回报社，也就12点钟了。这时候，距演员们上床就寝的时间还早。他们还沉浸在演出的兴奋状态中。男演员聚在一起抽烟喝酒，女演员串门儿、洗澡、养颜，涂了一脸白色的面膜在走廊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吊嗓，这时候要给个生客撞上，大半夜的，准能把人家吓个半死。宁虹影不串门，午夜1点以后准时上床，直睡到第二天上午8点多，除了文化局长，她还是第一个走进餐厅，去吃剧团早餐的人。

她没有带来成功的名片。

她试图忘记他。

白天没事的时候，她久久地坐在窗前，从14层楼的高度俯视北京街道。行人熙熙攘攘，汽车常常排着大队，像蚂蚁那样缓缓前行。也许人流中就有他的身影，也许他们曾擦肩而过。她没把成功的名片带在身上，那号码她却倒背如流。不过她已经决定不去打那个电话了，电话机就在床头，她发现自己竟然有力量抑制心底里不时升起的渴望。3天了，她接过许多电话，也拨过许多电话，那都是些北京的朋友，新闻界和戏剧界的，她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只要在白天，她的电话永远占线，她没勇气让它空下来。

夜晚，她总是做同一个梦，梦里的场景总是相同，就像一幕舞台剧：演出任务完成，她即将离开北京。她在收拾行装，房间里地上床上都是打开的箱包，沙发和梳妆台上胡乱地挂满衣服。她没梳头，披着长发，裸着妆，正不知所措地呆立于一片狼藉之中。她总是在一大堆衣物之中不知所措，不知该从何入手，每一次出差，她总是丢失物品，洗发香波丢到卫生间、手表忘记在床头柜上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出差到云南，竟将通讯录丢在房间抽屉里，害得她千里迢迢用长途电话联系了好几次，幸好那家宾馆服务态度好，把通讯录给她寄了回来。

她把收拾旅行衣物看做是自己最狼狈的时刻。而恰巧这时成功走进了她的房间。真的，每个梦都相同，他在这时候走进来，两手插进大衣口袋，脸上带着他那成熟而青春的笑容。起先，她并没有看见他，只是感觉到了他，每当他出现，她的身体里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其时她正埋头于衣物中，长发遮住她的眼睛。她抬起头，慢慢撩开长发，他却不见了，他曾经站立过的门口，留下了他的影像，恰如一张底片，越是深颜色的物体，在底片里越变得浅淡，他只留下了一个灰色的人形。

她伸出手去拉他，她的手臂突然变得奇长无比。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臂从肘部延长，飞快地延长，目瞪口呆。她的手臂像蛇一样蜿蜒，从门口拐入走廊，又从走廊拐进大厅。然而，他已经不知去向。她的手臂立即萎顿，如同仙人掌花凋谢时那颀长的花茎，弯弯的，软绵绵的，垂落于地。地上铺着红地毯，她的手臂顿时化作液体，在地毯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暗红色水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