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们的游戏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操办团练，旋扩编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1860年升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与李鸿章创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奏请派遣幼童留学美国。1870年查办天津教案，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受到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尤其乌合之众的集体都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拷贝，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们的成就了。
　　
　　曾国藩是我们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蒋介石也曾将他的《爱民歌》印发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