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为宗吾。早年参加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富顺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几十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从此开创“厚黑学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推选一个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层知名，又对社会和民间文化有着持久的影响，这个人选可能非李宗吾莫属。李宗吾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明或说发现了“厚黑学”，揭穿了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秘密，无非是脸厚心黑。这层帷幕一经撕破即大得人心，与人心有戚戚焉。
当然，在正经的知识人或正人君子们看来，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禅，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话略为加工罢了。何况，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罩在西学的阴影下，师承流派、知识谱系、逻辑理性、学术架构，等等，成为人们审视文化人是否合法正当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识不具有这些正当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李宗吾说：“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他的父亲一辈子只读三本书，其议论也多超出读书人常轨。李宗吾读书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阅读也是“六经注我”式的。他知道时代变了，蔡元培、梁启超们在领时代风气，他也努力想赶上时代。学了科学，他就用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办法去研究科学，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学来；最终获得了自知之明，这辈子休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了。至于学术，蔡元培、梁启超们的学问虽然为他所不及，但他从另外一个方面颠覆了他们，他认为他们做的是小道。只有从教主的意义做学问才是大道，而在现代中国，只有他堪称教主。
这种知识在现代中国当然为体制化的知识所笑，但西化知识等体制化的知识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们的影响，说明西学、官学等体制化知识远不能满足国人对知识的渴慕。事实上，厚黑教主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实践弟子何止千千万万，他的精神从属也代不乏人，如当代的柏杨、吴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从个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适鲁迅这样的正经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鲁迅等人因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种与时代齐平的人格，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终生端着生活，一辈子没有摆脱跟时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摆脱一种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虽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说过：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
从这个角度讲，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写《异行传》的张默生为李写了传记，但张默生显然没有意识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实属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样的人似乎也不会入当代成功人士的眼。因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独立、真正有个性的人一样，总会让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让正经之人笑倒。举例言之，他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苞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胡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临终前倒在地上时，老妻抱怨说：“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爱处还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他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但他本人对练功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三十分钟之久。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李宗吾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他还劝痴迷于学仙学道的南怀瑾学武功。
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似乎处处可见，这些人都被我们的正统知识斥为野狐禅。只可惜大多数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样认真对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独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为宗吾。早年参加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富顺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几十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从此开创“厚黑学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推选一个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层知名，又对社会和民间文化有着持久的影响，这个人选可能非李宗吾莫属。李宗吾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明或说发现了“厚黑学”，揭穿了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秘密，无非是脸厚心黑。这层帷幕一经撕破即大得人心，与人心有戚戚焉。
当然，在正经的知识人或正人君子们看来，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禅，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话略为加工罢了。何况，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罩在西学的阴影下，师承流派、知识谱系、逻辑理性、学术架构，等等，成为人们审视文化人是否合法正当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识不具有这些正当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李宗吾说：“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他的父亲一辈子只读三本书，其议论也多超出读书人常轨。李宗吾读书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阅读也是“六经注我”式的。他知道时代变了，蔡元培、梁启超们在领时代风气，他也努力想赶上时代。学了科学，他就用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办法去研究科学，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学来；最终获得了自知之明，这辈子休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了。至于学术，蔡元培、梁启超们的学问虽然为他所不及，但他从另外一个方面颠覆了他们，他认为他们做的是小道。只有从教主的意义做学问才是大道，而在现代中国，只有他堪称教主。
这种知识在现代中国当然为体制化的知识所笑，但西化知识等体制化的知识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们的影响，说明西学、官学等体制化知识远不能满足国人对知识的渴慕。事实上，厚黑教主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实践弟子何止千千万万，他的精神从属也代不乏人，如当代的柏杨、吴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从个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适鲁迅这样的正经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鲁迅等人因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种与时代齐平的人格，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终生端着生活，一辈子没有摆脱跟时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摆脱一种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虽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说过：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
从这个角度讲，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写《异行传》的张默生为李写了传记，但张默生显然没有意识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实属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样的人似乎也不会入当代成功人士的眼。因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独立、真正有个性的人一样，总会让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让正经之人笑倒。举例言之，他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苞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胡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临终前倒在地上时，老妻抱怨说：“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爱处还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他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但他本人对练功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三十分钟之久。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李宗吾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他还劝痴迷于学仙学道的南怀瑾学武功。
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似乎处处可见，这些人都被我们的正统知识斥为野狐禅。只可惜大多数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样认真对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独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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