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力功德
　　
　　熊十力（1884~1968）中国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提出“新唯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本体（本心）流行的迹相。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
　　
　　◎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
　　
　　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这可以反证周作人的感叹，他感叹说，“像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像是在他们的民族里不曾有过，像是他们从不曾在我们中间生活过。”对熊十力的态度，似乎也是如此。人们给予熊先生的评价，“特立独行”、“牛人”、“真人”、“不近人情的怪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人”、“跟外王们如蒋介石等能心照而通道术的内圣”，等等，虽然不中亦不远，但都有意无意拉开了我们众人跟熊先生的距离。照人们的意思，我们中间不可能出现那种牛人了，不可能出现那种真人，不可能出现那种原创力了，这其实是不理解我们跟熊先生没有什么两样。
　　
　　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
　　
　　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