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大江先生短篇小说《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等的作品后，觉得与渡边先生的《战国明暗二人妃》之间有着变奏曲一般的、强韧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所指向的则是由《战国明暗二人妃》引发而出的关注对象。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渡边先生或许在战争前后都深信不疑地觉得“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并从此与某个阴暗侧面共同生活着。不过话虽如此，“自己这些人即便是悲观主义者，也必须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即便人类终将灭亡，人们也要留下“尽力抵抗之后再走向灭亡”的呼吁。大江先生您一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身为精神继承者的自觉吗？

    关于渡边一夫先生的精神继承者，我觉得在很大范围内，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深度的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研究方面，第一人当数二宫敬。这位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为先生晚年的研究提供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支持。虽然我也参加了先生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可在学问领域就只能指望二宫了。更上一代同学之中，则唯有加藤周一①这位思想家清晰地继承了渡边的思想。我既非学者亦非思想家，怀着种种不安，与先前说过的朋友的妹妹结了婚，然后，也是因为光带着残疾诞生到这个世界，总之，就以“光如此这般地生活”这个内容为小说的中心，不断向前而行……直至年过七十，还在持续着这样的工作。我已经是只能写作的小说家了，所以就把从渡边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也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了小说家的东西。例如我的《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叙述了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把死去的那些恋人的心脏装在自己大裙子上的几个口袋里，《玛尔戈王妃裙上的口袋》这个题名即源自于该人物。其实，把这个人物从历史资料中整理出来并写成很有趣的传记的，是渡边先生，而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荒诞的东西（笑），就吸收了先生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小说之中。

    渡边先生不会用很强烈的立场来表述自己的意见，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前程，他也感到非常忧郁，可尽管如此，还是在尽力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他以这种态度——唯有如此，才是具有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态，这是确切无疑的。我们或许会灭亡，可这并不意味着让我们灭亡的势力就是正确的，而我们走向灭亡的这些人则是错误的。使得这一切清晰地显现出来，在历史中进行抵抗并走向灭亡——与具有同样看法的人，比如托马斯·曼②，或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走完自己人生，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小说家中野重治①等人，作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同伴，通过深厚的信任关系和友情而连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国会演说集》等著作的装帧文字，就是渡边先生题写的。除此以外，他为中野先生还做过一些装帧。这两人之间，还曾互通公开发表的往复书简。

    渡边先生自幼在东京一个家境良好的家庭里长大，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书写方法中也含有一些悲观的成分，是干巴巴地叙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物的那种文体，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出身于北陆地区小地主家庭的中野先生则擅长于“亲手种植农作物”一般巧妙地进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现，还是一个兼蓄德国文学华彩、书写潇洒文章的名家。这位中野先生在往复书简中对渡边先生这样说道：“我把自己的手掌叠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写写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关于在你的文章里，悲观论是否与假定法相连接。我以为，倘若情况果然如此的话，那就是语法上有问题了吧。”这位中野先生那独特的幽默是何等出色呀！而且，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在担心，担心你文章的力点在语法上向那一侧——悲观主义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说，只要那些最为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想要主动开启战争，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果敢地前进。”这实在是非常优美的文章。

    渡边先生并不是那种在文章中融入力量，以战车开动般的热情进行写作的人，他将光亮投在同样并非如此的欧洲思想家身上。但是面对时代危机，先生总是非常警惕并写出予以警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感受性而言，我觉得先生身上存在着极为郁暗的地方。在我得到的先生遗物里有永井荷风①的《珊瑚集》，其中收入了翻译的夏尔·波德莱尔②写的非常阴暗的诗歌《死的欢悦》,叙述了诗人梦见蛆虫吃尽自己那尊死去的肉体时的状态。就在这首诗歌的地方，夹着还是少年的渡边放置的纸条。这首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哦哦蛆虫，这无眼无耳的黑暗之友/汝为腐败之子，放荡的哲学家/欢悦且无赖的死人已然来到。面对吾之尸身，汝毫不犹豫尽情享用/对这亡于死者间且失去魂灵的陈尸烂肉/蛆虫啊，无须询问，更不用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