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①、浅利庆太②、石原慎太郎③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安保批判之会”创立三十年之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后，对于保守党派那些领导人来说非常合适且足可依赖的理论家，比如说江藤淳这位评论家，便获得了坚实的立足之地。在商业戏剧领域，则有同样深受日本领导阶层喜爱的浅利庆太的活动。此人不仅在戏剧方面，还曾在中曾根康弘与里根总统的会见场所进行演出。自不待言，石原慎太郎后来成了政治家，作为承担日本这个国家之中心的团队成员，他实现了自我。对于他们，我和武满等人并未向着中心前进，而是从边缘的场所，在被既成权力机构的社会视为异端的场所，以批判性立场的想象力为原动力而从事工作。当然，在音乐的世界里，武满是中心人物，而我这样的人，则作为写作所谓纯文学的人而被赋予进行工作的空间，并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但是，面向中心的人与身处边缘之地进行批判的人这之间的差异，却存在于我的一生之中。我觉得，从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

    现在，我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①”。作为巴勒斯坦人，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刚才您说到了所谓“中心”，指的是政治权力吧？另外，由流亡者＝丧失故乡者的感觉这个问题，我所联想到的，是您从一九六一年秋天开始动笔，完成之际在文库版的解说文中回顾为“超越了最初的难关”的《叫喊声》这部长篇小说。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那起朝鲜少年在高中的楼顶上将女高中生掐死的“小松川事件”，被您收到了该作品之中。大冈升平后来也写了题为《事件》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叫喊声》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在一九六〇年年初那个时期，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就已经在《叫喊声》中的十八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在叙述这种事时，鹰男这样说道：“咱觉得呀，自己所从属的并不是名为朝鲜的那个存在于地图之上的国家，而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另一个世界，说起来，就是这个世界反面的那个世界。说到这个世界，咱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咱原来居住的地方。即便眼前，即便现在，咱也是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深夜，用别人的语言在说着话。明天早上，咱或许会行走在别人国家里的别人的早晨。有时咱也以为，这种感觉仅仅是欲求没得到满足而已，不过，如果就实际感受而言，咱可真的没有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感受呀。”在邂逅萨义德氏很久以前，大江先生您本身就已经有了流亡者的感觉。对于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