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也就是前往欧洲旅行前不久，您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十七岁》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一经发表，就遭到右翼团体的威胁，杂志基于其与作者毫无关系的判断，在《文学界》登载了谢罪广告。

    这部小说，是受此前一年社会党浅沼稻次郎②委员长被十七岁少年刺杀，那个少年其后也自杀的事件所刺激而写成的。浅沼这个人很有人气和实力，能够对抗与其对立的执政党首相。《十七岁》发表时，被解读为天皇与安保斗争、超级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比。最近，这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针对这部译作的批评呀，就不同意这个结论，把那种二项对立的政治状况写为小说的结论。现在说起来，是闲居在家的啃老族③那种类型的年轻人，接受了右翼鼓动人员的单纯的理论，由此在自己的生活里全面展开了年轻人所能使用的暴力。这是一部在内心里将身为作者的自己与那个年轻人重合在一起的小说。因此，少年的自杀便是我本人难以完成之事的造型。第二部至今仍没有发行，不过，那可是一部即便被指为“这是右翼青年写的”或许也说得过去的小说。

    三岛由纪夫强烈关注这部作品，说是“其实这个叫做大江的小说家，该不是在情感上受了国家主义诱惑的人吧”。听说，他对很多人说了这话，其后，通过《新潮》杂志负责我和三岛的编辑，我直接收到了三岛写来的信函。我想，三岛的解读或许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我从内心里参加到了安保斗争里去，可与此同时，对于这场斗争对立面那些国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产生了同感，我就以这种人的视角写了那部小说。对于这一点，即便我自己，现在看得也非常清楚。

    ——唯有这种无法分辨左右之色彩，无法加以说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学才能不可估量的一个侧面。只是被您本人频繁以“虎头蛇尾”这个怀疑性口吻叙述的政治性活动，尤其是您将“核时代”经常放在头脑里而作的诸多相关发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无疑同样占有很大位置。在光诞生后不久便成为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发表的《广岛札记》。这部作品在《世界》杂志发表后便被岩波新书系列所收录，其发行量累积达到一百多万部。一九七〇年，您在《冲绳札记》里提出“所谓日本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否将自己改造为并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种日本人？”的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就冲绳主权归还本土的问题写了现场报道。围绕其中的一些记述，目前也还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刚才说到的逃亡者的感觉为基点，我认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态是一以贯之的。

    回顾我这将近五十年的经历，你刚才说到的所谓“一以贯之”，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更为准确。对于这样一个我的关注性质，我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伦理性的强韧，因此才一以贯之——比如说，就像中野重治那样的。如果从五十年那个时间点进一步溯流而上，关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时代的战后民主主义，关于安保斗争时期的态度，对于如何思考这一切，在最初阶段，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晚熟之人。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自己决定向那个方向而去。之所以如此决定，这其中有孩童时代阅读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响。但是，当我考虑如此这般地往那个方向而去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方向。作为晚熟的外行之人，围绕本身所从事的工作阅读相关书籍。而且，这种学习是自己独立进行的。我绝不归属于任何党派，就用这个方法独自走了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参加了围绕一九六〇年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而开展的反对运动，却并不清楚这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还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军基地之事；甚至在冲绳继续存在着美军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现实中，日本人持有社会安定感，经济也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可这个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学习着。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实是落后了，在反对安保条约斗争处于最高潮的那个阶段，我还有许多问题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自己决定只是凭着感觉向那个方向前进的这场运动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认着这个问题。与此相重叠，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我那长子光，患有先天性脑疾。作为其年轻的父亲，不久后我去了广岛，在那里得以邂逅极为出色的人，他就是原子弹辐射病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①先生。这位先生非常宽容地接待了我，回答了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还为我介绍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诸多患者。我从中得到了教育，知道存在着身处正方，或者说确实非常正直——我使用的是正统这个词汇——且态度明确的人。我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向这种人学习，想要站在这种人一方，便写出了《广岛札记》。“这个人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考验，在这里从事着他的工作，自己不可忘却他的这种美丽。”这样一种心情，作为最最根本的东西被镌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