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我的小说里，也会有男性与女性相互冲突的场面。一般说来，发生了冲突之后，在下一段情节里，大致就会向和解并恋爱的方向发展。在我的小说中，这样的事情则不可能发生。一旦出现对立，就绝不会再相会。我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男女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作为小说家的巨大缺失。细想起来，我从高中进了大学，除了伊丹的妹妹以外，从没得到过来自女性的真诚关爱。她们对我的感觉，大概会因奇异和滑稽而称为——初期短篇小说中的有趣之处基本上也在这里——家伙这个称谓吧。

    ——不过，最近也是如此，在后援会和签售会上，从年轻的学生到上了年岁的老人，其中女性读者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觉得大家都是大江先生您本身的热情“粉丝”。

    母亲曾嘲讽地说道：当上了小说家，可真好啊（笑）!最为根本的是，我知道，自己这个人没有魅力。在我上叫做国民学校的小学一年级时，和附近的孩子们一同背着儿童书包前去学校。当时看见了自己的朋友，我就在想，这家伙确实有着孩子应有的快乐和美丽啊！在自我意识里，我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孩童那种自然魅力而感到失望。

    在玩棒球时，大家都说我的投球方式显得滑稽可笑。于是我就阅读棒球的相关杂志，学习如何投好那球并不断订正错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投球方式就越发滑稽可笑了，就连说话方式以及走路姿势也是如此。其实，我是一个处处都显得不自然的孩子，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从不曾因为自己自然而然地采取行动并因此被大家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家伙”而获得成功。成为青年之后情况仍一如既往。实际上，我不记得曾被女性说过“你真是个优秀的人”。妻子之所以愿意和我结婚，大概也是考虑到“对于自己的哥哥来说，此人似乎是很重要的朋友，就与这个男人一起过日子，建设稳定的生活吧”。总之，我呀，要说是同年代的人，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那种拥有很大魅力的人物不同，不会以自我陶醉的心态面对他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编造小说故事的人，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进行工作的人。因此，我成了小说家。那时也好现在也罢，对于女性，唯有心怀敬意，自己则乐于并喜欢作为丑角予以表现。

    ——原来是这样啊。非常感谢您的宝贵箴言（笑）。关于以女性为中心而创作的作品，如果进一步探讨下去的话，那就是在出版于一九九〇年的《安静的生活》里，这一次的讲述人变成了您女儿这一辈的“我”＝真儿。倘若只读下面这一段文章，我甚至认为，由于这过分的轻快，读者也许很难相信其作者会是“大江健三郎”：

    这一年里唯有今天，才是冬天开始的日子。在这个郑重其事的思考中，我感觉到了晴朗的早晨。为了赶在阳光持续照射期间把洗好的衣物晾干，我勤快地忙活起来。这时，我从厨房角落处往外看去，只见独自换好衣服的伊耀正站起身来，环顾着阳光透射进来的玻璃窗对面那座砖砌花坛上并排摆放着的赏叶植物花盆。如此显露出非常“表现式”模样的哥哥，心里肯定有了什么打算。我在这么想着的同时，低血压的脑袋有点儿像是尚未睡醒似的，只是在考虑伊耀如果肚子饿了，我就必须尽快去做早饭。

    “伊耀，星期天你还起得这么早，真了不起！等我把这衣服晾好就去沏红茶，你等一等！”

    由于小说中的家庭成员构成与大江家的实际情况相同，因而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经过接下去将向您请教的《新人呀，觉醒吧》，您非常谨慎地将情节做了虚构化处理，写出了这部富有智慧的家庭小说。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您之所以选择女性为讲述人，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我在写小说时即便选择女性为讲述人，可实际上那还是我本人的叙述，只是考虑到小说技巧上的需要，才偶尔选择女性为讲述人的，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拥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感的女性叙述者，其肉体和智能皆兼而有之的女性在讲述。这不是那种真正的女性——尽管我也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①、西蒙娜·韦伊、佐多稻子、林京子这些杰出人物的例子——用真正女性的声音讲述的不可能是其他人进行的叙述。于是，我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自己的母亲、妻子、妹妹以及长女的叙述，很快我就意识到，长时期观察的——并不是事先想要将其写入小说之中而积累了这些观察——成果显现出来了。或许，那只不过是这些女性对于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