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从政的孔子,在年过半百的时候,终于受到鲁国国君的重用,成了朝中主管司法公安的首脑人物,官高位显,与公卿贵族同列,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努力指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里,像孔子这样有地位的达官贵人,一般都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瞧不起卑贱的奴隶。但孔子却不这样。
有一次,他办完公事退朝回家,听说自己家中马厩失火了。这时,他不问马匹是否烧死了,也不问家里的财产受到多大的损失,而首先关心的是看管马厩者的安全问题。他急切地问:
“伤人乎?”
在那时,看管马厩的人多半是奴隶或者是农奴,地位极为卑下。在一般统治者的眼里,奴隶和农奴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不把他们当人看,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被任意杀害;没有独立的人格,可以被赶到市场上去买卖。因此,统治者总是轻贱奴隶,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孔子却不同,他关心看马厩的人,这就说明他是把奴隶一类的卑贱者当人看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高贵者是人,卑贱者也是人。
孔子为什么要关心地位卑贱的看马人呢?这与他的思想和道德主张有关系。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作过多种解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爱人”,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口号,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听到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孔子说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人的意志是不可听人摆布的。这是人格的体现。孔子已经有了人格的意识,注意到了人的平等。既然是人,就应受到尊重,就要把人当作人来对待,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尽管地位有高低,人格没有高低。孔子讲的爱人意思是要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对养马人采取关怀的态度。
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在提倡“仁”的思想,但那种仁在内容上是狭隘的,仅限于家族内部亲者之间的爱。子爱父,父爱子,弟爱兄,兄爱弟,如此等等。这是从血缘关系的角度讲爱。孔子的仁爱思想则与此不同,所爱的对象超出了血缘关系的家族范围。他也主张爱自己的亲人,同时又主张爱非亲着。他一方面主张爱有差等,(先爱亲人,然后才去爱别人,给予的爱心有多有少),另一方面又主张“泛爱众”。一个“众”字,说明孔子提倡的爱人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农奴和奴隶在内,这种仁爱思想具有人道主义的性质。
孔子还专从人己关系的角度去讲仁,含有助人的意思,成了一种处理人己关系的道德原则。一事当前,既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兼顾人己两个方面,不是只为自己打算。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在事业上得到成功,也要帮助他人得到成功;自己想显达于社会,也要帮助别人显达于社会。这里强调的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是一种利他精神;所反对的是只顾自己,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也不肯做的利己主义。
孔子呼吁“仁者爱人”是有针对性的。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谁没有得到社会的爱护?当然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所谓“爱人”实际上是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发一点善心,把他们当人看,不要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压迫。孔子要求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反省自己的过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那时传统的道德规范。孔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都成为“仁者”,具有恭、宽、信、敏、惠的美德。这五种美德对统治者是非常有好处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泽足以使人”。
“仁者爱人”并非空洞的口号,有实际的内容。孔子要求统治者关心民间疾苦,“博施于民而济众”,即把自己多余的钱财拿出来帮助缺衣少食的“民”,让“众人”得到好处。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分配问题,认为当时的贫富悬殊极不合理。他说,社会财产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平均分配,社会就安宁了。如何平均呢?“博施济众”便是一法。均财富,损有余,补不足,让百姓得到实惠,这才是“爱人”。
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爱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不用说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的花天酒地要以百姓的“啼饥号寒”为代价。统治者的奢侈就是百姓的灾难。孔子看到了这一点,便提出“节用爱人”的问题。只有“节用”,克制统治者的贪欲,才能减轻百姓的负担,这样就等于爱护了百姓。可见,“节用”就是爱人;反之,奢侈则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