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我从来不认为古代文化会消亡。应该说，古代文化见之浩繁，也有诸多层次，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都能收到复兴这个概念的，我们只能让大家对国学——这种中国人血脉的源头，能够心存牵绊，能够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时候，找到中国人朴素的人生坐标，找到心中的一种生活原则。

里村：中国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源自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仁”、“义”、“礼”、“信”思想，也是中国现代领导人重视儒教的表现，那么，你如何理解《论语》经典的现代意义？

于丹：有一些真正的经典，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因为它许多东西是关乎人情的，比如说《论语》，它的核心就是仁爱，而且讲的是和谐，即将心比心。其实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各种困境和问题，如果今天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就可以让大家生活得更自信，提升每个人的幸福感。所以，中国的经典是以一些非常简单朴素的句子，在诉说着一些恒久的、隽永的道理，指导我们今天人生的去向。我想，认知心灵，从古圣先贤那里找到一点简单道理，以生活为依据，这就是今天重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里村：正是《论语》的能量与于丹心得的能量集合，才产生了中国今天这种“儒学核反应”的聚变，并且影响到日本。有人说，于丹给日本人送来了一剂“汉方汤药”。于丹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当今人们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有人说你是最受日本人欢迎的“名中医”，可以治好日本人的“心病”和“现代病”。

于丹：你过奖了。我想这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量，是《论语》本身有如此大的价值。我曾说过：《论语》的温度是不烫手也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恒定。我喜欢的生命的质感永远是温暖的而不是火热的，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热狂。

说到影响，我要感谢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因为我在电视的平台上去讲《论语》，而电视又是大众文化，是面向大众进行传播的，所有的普通百姓都可用一种最通俗的方式去接受它，所以这种经典的元素就被激活了。文化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力量，这也是国学在当下兴起的重要理由。

里村：把中国文化资源挖掘出来，把孔老夫子请出来，使古老经典与现代人文精神巧妙结合，这正是你的成功之处，所以说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你在电视上讲《论语》的时候，不仅讲得生动，还经常配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动画片，那是于丹教授你的创意吗？

于丹：这就是电视的一种特权。你想电视为什么要称“电视”而不叫“电听”呢？它的特点就是形象非常丰富。老百姓坐在家中，他就看这样一个小盒子（电视），如果给他讲的都是些古典大道理而没有鲜活的视觉形象，他们是不容易被吸引，并且很快就会转移视线而变换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利用电视平台，请学者与老百姓以聊天的形式完成传播，并且讲演中配有生动的卡通，就活起来了。即把经典的东西给稀释了，加上传播的策略，用普通人所能够接受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接受。

里村：日本近代有位叫“涩泽荣一”的经济学者，他为了让日本国民能理解《论语》促进日本的发展，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书，认为人们要道德与经济结合，即一手抓《论语》，一手抓算盘，这本书至今还影响着日本国民。今天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人的精神、道德建设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论语》是唯一的推进力呢？

于丹：《论语》是一种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我觉得所有的古典与您所讲的人的精神、道德建设方面都不是简单的功利关系，都不会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借助人文的力量，就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到一定时候，就不是以一种财富数字来表达，而是以人的幸福指数来表达。这时人文数字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所有外在物质的发达最终是为了让人内心有安宁感、幸福感。这时，经典就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随时从心中被启动、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