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会忘记，这段时间，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保护主义者，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工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时，美国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这与英国工业达到顶峰时的做法极为相似。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曾因十多年的关税战争而被加重和延长，从而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方使人们如梦初醒。取得胜利的盟国领袖开始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而扩大贸易成为其战略核心。此时，美国工业正打算从全球贸易的扩张中大赚一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和日本的工业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这种倾向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促使美国在1950年将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10%左右。

后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亚当·斯密最终在美国思想界取得了胜利。这一发展隐含着另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第一次受到关注。1930年，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恳求赫伯特·胡佛总统不要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胡佛最终还是签署了这个法案。不过，此后经济学家被视为能够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并且战后的繁荣更提高了他们的威望，繁荣昌盛似乎依赖于他们的神秘智慧。当无法与政界和商界领袖亲密接触时，经济学家就撰写畅销书和杂志文章，成为最神秘的新社会科学知识阶层。

当然，也许自由贸易唯一最珍贵的优点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保护主义者一心一意地想关掉贸易系统，而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正防御着来自野蛮保护主义者的威胁。在为IBM进行环球旅行时，戈莫里意识到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理论迎合了美国人的经济思想。

全球化不等于自由贸易

戈莫里的演讲简单明了，易于听众接受。比如，他在斯科茨代尔演讲说：

多数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全球化等同于自由贸易。这是因为经典的“贸易利益说”建立在一个尚不清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假设每个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并且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可以将这些资源放在一起大量生产某些产品。利益随着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发生转移。大家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提高了贸易双方的国民收入。公平而言，这是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因为势力强大的实业家们多年来错误地认为保护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而实际上这仅对他们自己有利。但是，如果固定生产力的假设不是现实的限制条件，欢迎大家重新对此进行经济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