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这反映出由于当时国内价格体系的严重扭曲，上述亏损类商品在国内的计划价格体系中的价格被明显压低，无法真实地判断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资源性产品的大量出口。相反，那些可以形成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品，在出口时只能靠接受补贴来弥补亏损。

由于缺乏刺激出口的因素，加之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1980～1985年成为我国出口的相对低增长时期。以数字为例，1985年我国的出口只比1980年增加了50.4%；同时，在1985年的出口中，初级产品的比重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50.4%，石油和煤炭比重超过1/4，纺织品继续保持5年前17%左右的水平。而最能反映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服装和鞋类，出口增长不多。这种状态在1985年后才逐渐发生转变，而其内部动力则源于1984年年底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推动出口的措施。

为了鼓励出口，1984年年底，我国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当年9月，国务院转批外经贸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的通知》，首次提出了“政企职责分开，实行进出口代理制，工贸结合、技贸结合、进出结合”的外贸体制改革原则，在保留原有体制的条件下，把外贸经营管理权、外汇审批使用权分散、下放到各地方和部门，并配合以商品出口退税、外汇留成等方法，调动了各方面的出口积极性。

经过一两年的政策刺激后，从1985年开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明显转变，逐渐走上了一条发挥劳动力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轻型化蜕变之路，并由此带来了持续的出口增长。中国出口产品经历的第一次大的结构性转变恰恰发生在1986年，以纺织服装出口首次超过石油出口为重要标志。

汕头市宜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雄勇回忆说，那时的出口商品结构之所以出现调整，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贸领域逐渐打破行政条块，地方外贸公司自负盈亏，外贸领域进入了竞争年代。而这种竞争使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以产定销”的贸易形式，经营理念逐步从“卖方市场”朝着“买方市场”迁移。

这一时期商品结构变化，清晰地折射在素有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之上。一批适销对路的服装、玩具、鞋类等成为广交会上的主打产品；缝纫机、自行车、日用五金百货等开始取代传统的农副土特产品。

陈雄勇同时指出，反过来，通过广交会这个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国内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国际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形式和种类的创新。但他也坦言，这一时期的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仍然较低，能叫得上牌子的产品数量屈指可数。

而引领我国产品转型升级的外来关键因素，则是外资企业的带动和影响。据张燕生介绍，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加工贸易主要是与我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投资企业合作的轻加工制成品，如服装、纺织品、箱包、鞋类产品的出口。境外企业利用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相组合，形成了新的出口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