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很多人得知气象台副台长在媒体上的表态，都猜想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看起来“画蛇添足”的道歉，而面临严肃的批评甚至处罚。当然从结果看，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行业内部一切都很平静，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议论或许都是在我没有听到的情况下进行着。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反倒是我和那位副台长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探讨最多。直到2004年我们俩还在同一个课题组当中工作，很融洽，我们并没有遗留心理阴影。

“道歉事件”的第二天（1999年12月14日），我很偶然地看到敬一丹大姐在《东方时空》中谈论这件事，她的一句“道歉真美”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里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随后白岩松也在《东方时空》中更鲜明地支持了我，他的犀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好像代我陈述理由一样（确切地说，是辩护律师）：气象台的领导不要低估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不要低估公众容忍错误的能力。

12月15日，正在准备做新千年气象节目的时候，路遇中央电视台一位副台长，他当着我领导的面，握着我的手说：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向你表达敬意。预报错误是负面的，歉意和说明是正面的，因为从没做过，所以需要极大的勇气。他还讲述了一个新闻机构因为前期采访不深入，报道与事实有出入，然后他们继续编造谎言，掩盖真相，被戳穿后还死硬地不承认。一个媒体都不能担当，太可悲了。

在我的“道歉”故事发生几年之后，有些地方气象台也针对预报失误而向公众道歉。的确，预报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它并不承担道歉或者赔偿的义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这些从事天气预报工作的人心中不应该有歉意，并不等于说面对失误或瑕疵需要心安理得。在那个雪后的晚上，我只是说了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面对预报失误的一个共同感受，想告诉观众，我们很歉疚；也想毫不隐晦地告诉观众，我们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我并不是想订立一个规矩，使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产生压力。

“道歉”的故事，只是一件小事，也许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还清晰记得了，而我之所以还没忘这件事，是因为想对别人表达歉意都曾经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