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当代中国的每一个重大发展都是首先由政府带来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自由和民主”，中国人持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和理解。关于中国人的人权和自由已经有过很多讨论，我们不想卷入其中，只希望指出像定义幸福一样，这些术语对不同的人来说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拥有独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我们说过，中国人认为“人人生而相互关联”，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和平衡是中国人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不是西方的完全个体“自由”。而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面子的地位比行事正确要重要得多。

中国人欣赏西方的很多方面，可是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政府的某些行为却不在其中。西方政府试图通过战争和侵略，而不是通过和平外交来解决问题--这在中国人眼里是最不文明的一种方式。共赢应该是解决任何争端的终极目标，而不是狭隘地纠缠谁对谁错（见“处理冲突与矛盾” 章节）。

约翰和多丽丝在他们的新书《中国大趋势》（2009）里提出，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民主模式。在权力高度下放的演化过程中，领导层制定一个纳入了自下而上的意见、倡议和要求的概念涵盖广泛的框架。随着条件和形势的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倡议以灵活的方式进行调整，一切都是为了至关重要的共同目标。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垂直结构，上下之间的互动在其间不断地进行。在这种结构内，中国正处于创造适合中国历史和中国思维的民主模式的早期阶段……它的主要优势在于把政治家从竞选驱动的思维中释放出来，并使得长期的战略规划成为可能。”

许多到过中国的人都能明显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大多都感到满意。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平衡，既给予国人商业自由，又设置有效的由中央控制的安全措施（其中某些措施对西方评论家来说可能不可接受）。必须牢记中国有14亿人口。要令所有人满意对任何政府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杰夫最近参加了一个商务午宴，他坐在一个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女商人旁边，她打理着一份利润丰厚的私人生意。杰夫问她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满意。“当然。”她回答道。她可以做的事比她的父母可以做的不知多了多少，她的财富甚至超出了她父母大胆的想象。杰夫又问她是不是觉得自由，她又说：“当然。”她可以买任何她喜欢的东西，自由地去她喜欢的地方旅行，可以和任何人做生意。杰夫再问如果她不能够随意去游行示威，如何能真正感到自由。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杰夫说：“究竟为什么有人会想那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