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道法自然”这样没有约束的一维性陈述，往往会被人用之不及或用之过滥，像外圆内方这样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陈述就比较规范。外圆内方是透过5000年宫廷阴险、市侩、狡诈的面纱、我们所见的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难得的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国粹。

外圆内方最后被中国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曾国藩发挥到极致，许多人也毫不掩饰对外圆内方的推崇。它既强调内在的根本与依归，又强调外在的变化与无常。即道法自然式的内心平静而又怀有积极主动入世的积极态度。

不依规矩，无以成方圆。方是用来保证行为不能有大的出格和出错，圆则是用来调节行为的顺畅与灵活。

弗吉尼亚州的里夫斯曾经建议林肯放弃萨姆特和皮肯斯城堡，以及南方各州的其他联邦产权。林肯便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狮子爱上了农夫的女儿，请求农夫将女儿嫁给它。农夫既不忍心把女儿许配给猛兽，又不敢拒绝，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当狮子来催促的时候，农夫对它说：“我很愿意将女儿嫁给你，但她很怕你的尖牙利爪，如果你剪掉它们，我女儿立刻与你结婚。”

狮子立刻答应了，回去剪掉它的尖牙和利爪。可是如此一来，农夫就不怕狮子了，当狮子再来的时候，农夫就用木棒把它赶走了。

林肯最后说：“如果别人让我怎样我就怎样，那我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呢？”

另外规则也是一种“方”的代表，只要是规则就都具有所向披靡的约束力，所以不要与规则为敌，以免徒然遭到伤害。普遍性的规则往往就是最简单的常识。顺应规则往往也就是在顺应最简单的常识。顺应规则就是一种圆的方法，就好像浮萍与水相起伏。退而可以休养生息，随遇而安；进而可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使自己行为的刀锋会沿着各种阻碍的间隙轻松地穿过，圆就是这样的做事做人的方法和技巧，就是对规则的顺应和应用。

同样在原则的底线上可以采取灵活的方法，因为原则是对共性而言的，灵活是对个体而言的。在共性和个性之间还有着广阔的可以施展的空间。这就是圆的施展空间。所有个体、团队、任务、目标等相对独立的、有距离的东西之间，都是要靠圆来做平滑细腻的连接。

圆是一种柔软而具有韧性的力量。它代表了方法，代表了技巧，代表了创造。它是你在做事时如影相随随时随地保证你利益最大化的贴身保证。方与圆双剑合壁，失去了圆就是在用一只脚走路，既走不稳走不好也走不快。而自己那种守旧或不知权变的行为的棱角，必然要受到外界的冲击和消磨。

以下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位天才的人生坎坷吧！

熙宁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准备实施新法。这样在朝廷上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

对于新旧两党，苏轼从个人偏好上并无倚重。他同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但王安石锐意的革新，使苏轼在有些方面感觉不妥。于是进言神宗慎重对待变法事宜。

司马光得知苏轼的态度后很是高兴，以为旧党中又多了一位骨干。于是想与其一起商量抵制新法的办法。而苏轼却回答道：新法的推行，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新法确有祸国殃民的地方。

司马光听后勃然大怒，拂袖而去。于是苏轼成为新党和旧党的共同敌人。

不久，新党中的谢景温上书诬告苏轼。于是苏轼被贬到杭州，苏轼在杭州造福一方，苏堤也因苏轼而名扬天下。但新党仍不放过，以致有后来的乌台诗案。如果不是苏轼的才倾天下，恐怕早就在劫难逃了。

据说有一次，神宗问现在外面最流行的曲子词是什么，太监便把那首《水调歌头》抄给了神宗。神宗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几句时，深有感慨地说：“苏轼终究还是爱戴君王的。”于是下诏把远在黄州的苏轼调到离京师比较近的汝州。苏轼因这首词的创作而得以迁往内地，也算是因词得福吧!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掌权的高太后是痛恨新法的，于是旧党司马光派重新掌权。原先因反对新法而受到牵连的人物，重新有所起用。苏轼因此也被召回朝廷。

司马光继任宰相后，首先当然是要废除新法。但苏轼却在被贬的过程中亲自体会到新法的益处，于是又与司马光直接相驳。这样苏轼就又遭到旧党司马光派的排斥和挤压，朝中的新党也落井下石。

苏轼被逼无奈，只有奏请出外求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和处境，就准许他出京城到杭州去做地方官。

哲宗亲政以后，刚愎自用，全部废除了高太后元佑年间所作所当。任命新党中的章淳为宰相。于是厄运又一次降临到苏轼的头上。他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到岭南，再后为小人不容，再后被贬到如今的海南岛。

宋徽宗继位时，为缓解和调和两党的矛盾，苏轼被招还朝。不幸于1101年，死于北归途中。

曾经在听《赤壁赋》时，觉天花乱坠，如沐春风，为苏公之才情所折服。苏轼以其才而保其身，但他不通权变的性格，或者虽然对时局洞若观火但不愿委曲求全的态度，使得他把应该同时变成朋友的人都变成了敌人。在不通权变者走开的官场仕途，他历经坎坷，几招杀身之祸，更不必说利用两党之争间形成的局面，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借王安石的新党来推行自己所认可的，借司马光的旧党来抵制自己所否认的，实现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