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阴沉着脸说：“这怎么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我们现在的粮食也很紧。你每星期回家，拼命吃家里的粮食，然后再到学校装积极，这就革命吗？”

母亲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无言以对。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也应该向老师提出来改成三十二斤定量。”

我沉默着。我怎么好意思对任老师说呢？我已在她面前坚定地表示过自己能行，才饿了几天就包了，又要变卦，任老师该认为我言行不一、软弱怕苦、假积极了。

母亲见我缄默不语，继续道：“你要是不好意思跟学校说，我们替你说。大小伙子怎么能吃女生的定量呢？”

这是一九六〇年的冬天。报上整天说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可家家户户却突然开始挨饿，粮票一下子贵如黄金。上饭馆吃饭、到粮店买粮食都要交粮票。买点心也要粮票，连豆腐、红薯、土豆都要。人们之间除了金钱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粮票关系。每个人外出必须随身带粮票，到那儿吃饭都要交粮票。就是到亲戚朋友家吃饭也得交粮票，人人都在挨饿，逼得人人都斤斤计较粮票。

父亲特地到师大一附中，跟学校党支部书记钱曼君谈了我的情况，说我年轻逞强、不懂事，申报的二十八斤口粮根本不够吃，请求学校给我增加定量。

学校领导很重视父亲的意见，马上就把我的定量长成了三十二斤。

为这事，我非常内疚，感到很对不起任老师。记得她一再问我二十八斤定量是不是太少了，行不行？别勉强。我却口气很坚决地说：“没问题。”把任老师感动得多次在同学面前表扬我。我得到了那么多表扬之后，却又受不了二十八斤的定量，偷偷长成了三十二斤。这等于是骗取了任老师的表扬。

这次节约粮食的举动，虎头蛇尾了一场。我对十月革命后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眼前的饥饿彻底粉碎。饥饿很轻易地就打垮了我的意志力。这一切任老师全都知道，她对我却仍然很好，一点儿也没有受这件事的影响，还常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说我对革命特真诚。

我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国家有难，我只是觉得应有所表示，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到师大一附中，我想给老师、同学们留一个好印象。就这个境界却得到了任老师的不少表扬，让我惴惴不安。

这是饥饿的年代，亦是革命的年代，有多饥饿就有多革命。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成为轰动全国的头号新闻。报上说北京市的读者夜里两三点钟就到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但供不应求，大多数人根本买不到。我们中学生当时最梦寐以求的不是名牌衣服，不是漂亮女友，不是时髦的发式，而是能有一本毛选第四卷。困难时期出的书，纸张都很差，又黑又糙，名副其实的马粪纸。唯有毛选四卷，那纸雪白，放在书店橱窗里的红绸子上陈列着，显得异常神圣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