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