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他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坐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

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