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间一方面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协调，以谋求整体的健全发展。松下幸之助认为，不论哪一行，都必须健康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生意也才会日益繁荣。惟有被大家称赞：“那个行业值得信赖。不论哪一家商店，都有良好的品质、公道的价钱和周到的服务。可以放心地去买东西”，这种行业，才会受顾客的欢迎，为这一行业的所有商店带来繁荣。如果，同行业内有许多经营不善的商店，就会让顾客认为：“那个行业不好，根本不可靠”。结果，全体同业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害。

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虽处于垄断或统治地位，但它们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也是有的，然而不论哪家票号，绝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是通过一面竞争一面协调，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个业界的信誉，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上也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无明订契约，但实际各有专攻。即：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统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即票号有意降低这部分存款利率），由钱庄、钱铺等收存；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票号承汇，小额的由钱庄、钱铺办理；官商借款，巨额的、期长的由票号出贷，小额的、期短的由钱庄、账局等出借。这样，山西票号稳操了对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加强金融监管上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共存共荣的理念。

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即1840～1850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汉口、重庆、成都、广州、长沙、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达35处。其他非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钱庄也都迅速增加。其间难免会出现同业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倾轧、欺诈等行为。与此同时，清朝后期币制极为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并行，而银钱的成色分量又不统一，因此，给一些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造成了可乘之机，假冒伪劣货币的泛滥，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现状，山西商人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金融机构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这些同业行会，凭借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如宝丰社，它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都与它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平常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垄断和调节行市的权力。这样，就比较有力地防止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给金融业的正常营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是现代各行各业所应有的态度。数百年前，晋商特别是资本力量雄厚的票号就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责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这的确是票号经理人的英明所在，也是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