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鼻祖的是享誉世界的平遥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们总是以“汇通天下”来形容它。相传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话说日升昌票号自雷履泰创立以来，经营红火，买卖越做越大，分号迅速扩张，遍布全国20余个重要商埠和重镇码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求和，不得不发文行省加派赔款银两。当时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机立断，命令川、陕、豫、鄂、湘等内陆行省分号伙友尽快了解所在地汇解赔款银两的时间、金额、汇往口岸等情况，并要求及早与承办藩府取得联系，主动揽做这笔大买卖。不想这件事惊动了道光皇帝。一日道光皇帝上朝了解各省汇解银两情况，得知一个叫日升昌的山西票号竟使一纸汇票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经大臣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夸道：“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消息很快传到京都日升昌分号。从此日升昌北京分号写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名声大震。全国各地的殷实商号和地方官吏更加信赖日升昌，遂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给日升昌票号办理。到日升昌票号步入鼎盛阶段，设立的分号增加到35个，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麦加利，美国花旗，俄国道胜，德国德华，日本正金等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也真正名副其实了。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全部具备，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它的获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四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一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20多万两。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四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五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40多万两白银。

汇费是票号的主要收入，指替人汇兑银两所得的费用，票号把汇费称作汇水。汇费的收取并无固定标准，而是由主客根据“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汇兑之逆顺（指顺汇，逆汇），数目之大小”而商定。另一方面，还要看顾客与票号的关系如何。普通时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两仅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每千两的汇水达二三十两，时或高至七八十两。新疆每千两汇水多至百两。三帮（指平遥、祁县、太谷）之中，平帮的汇水，往往比祁太两帮略低。如蔚长厚票号在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五月给福建汇兑海军费用到京，每百两得汇水5两3钱银。同年，蔚丰厚票号为江西省汇解京款15000两，得汇费375两。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在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往太谷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苏州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河口汇兑，每千两收汇水10两。如果得空期长，票号则可少收汇费。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