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30年代，天津正处在经济进步和技术革新发挥巨大社会作用的时期。旧的落后的手工工业设备正在被逐步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工业机器设备。整个社会正跨入大机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些变化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那些审时度势的企业家们。

永利碱厂投产后，另一个压在创办者范旭东、李烛尘等人肩头的重负就是资金短缺。永利碱厂虽然在中国，乃至在东亚树立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化学工业的先河，但要在世界上参与竞争，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非易事。这里的首要问题是生产规模还不能和世界上的大厂相比，而要扩大生产，面临的资金短缺是最突出的问题。

永利碱厂的资本不过200万元，年产量不过二万余吨。当时世界上制碱工业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主，共有38家公司，49家工厂，年产量约在400万吨。永利的规模远远赶不上英美厂家。因原料及运输昂贵，产品成本要比英美产品高出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永利碱厂的纯碱很难和外资产品有平等的竞争基础，在售价上处于劣势。

1926年产品质量过关后，又因设备、技术等原因，生产并不十分正常。内挤外压，新的形势为永利碱厂提出了新的课题——要生存要发展，出路就在于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而要做到这一切，不追加投入是根本做不到的。

永利碱厂建厂以来所需资金，除部分招集的商股，长期运用久大精盐公司的盈利积累来补充。范旭东任命李烛尘兼任久大、永利两厂负责人，就是为了便于统一调度。虽然久大精盐公司拥有六家制盐厂和青岛一块盐田，但资金总归有限。向银行贷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永利碱厂自开工以来，由于长期不能自给，始终支持永利制碱公司的只有金城银行一家。而仅凭金城银行一家，难以支撑永利扩建的资金要求。

范旭东、李烛尘审时度势，为中国的化学工业能逐步发展，为使永利碱厂走出困境，达到既扩张产量，又避免和外国公司直接竞争的目标，他们决定添募外股，扩大企业规模，走合营的道路。当时英商卜内门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的关系已大为改善，卜内门公司看重永利制碱公司的人才济济和发展碱业的雄心，认定这是他们在远东最好的合作伙伴。1929年，卜内门公司又一次提出两家公司进一步合作，并准备以技术和资金向永利制碱公司投资。

范旭东、李烛尘与侯德榜、余啸秋等公司领导人反复商议，认为这并非是一条绝不可走的道路，搞好了反而是一条利用他人，发展自己的捷径。而且，这也符合公司制定的“时不我待，应起直追”的方针。

“先总理有利用外资，启发我富源之垂训，最近政府又有在不妨碍国权范围内，许民间吸收外资之拟议”。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永利制碱公司能和号称“世界碱王”的卜内门公司签订互惠互利，尊重中方权益的协议，可以说这是永利制碱公司长期与之斗争的结果。

但是，当永利制碱公司要求添募外股的呈文送达国民政府工商部后，工商部则以“改入官股”明确答复了永利制碱公司。这样，合资的设想，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被国民政府否决。虽然联营没有成功，但卜内门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正常的业务往来。

1930年2月，永利需用资金相当急迫，多次催请工商部早日投款，仍没进展。工商部又转催财政部，催只管催，财政部照样置之不理。直到6月，永利制碱公司向外商订购的各种机器设备已陆续到厂，一些已经安装了起来，但官股的加入仍无任何消息。范旭东、李烛尘商议，想出了一项应急措施。他们紧急呈文工商部，提出：在公股一时未能确定交付日期以前，由公司自向国内银行商发公司债票，以便周转，挽救危局。一旦公股拨下，即将银行款项还清，债票还回。范旭东、李烛尘想出这个办法，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危机，另一方面是向财政部施加压力。如果行政院公布免税议案，那么财政部就不得不拨付官股，即使拖下去，也拖不了多久，永利不至于落空。

工商部对永利公司的想法显然清楚，但他们还是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们大约也担心公股落空，自己讲话不能算数，有失威严。事情又踢给了财政部。

永利制碱公司催拨公股，有理有据；工商部予以支持，也是依法办事。财政部自知理亏，难以措辞，又拖了两个月，直到无计可施时，才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出面，厚着脸皮把加入官股一事赖了账。

永利制碱公司为筹划资金活动了将近一年，招募外资受阻，申请官股又无着落，这使范旭东、李烛尘深感失望，同时也觉悟到，要想发展企业，只有依靠自己这一条路子可走。他们在接到宋子文的回复后，马上与各股东磋商，并召开了股东紧急会议，决定暂时缩小扩建工程，立即发行公司债券200万元，代替公股。

当时的社会上战事连绵不断，百业凋零，永利筹集资金，举步艰难。范旭东、李烛尘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了中国、兴业、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等六家银行的支持，在他们大力推销永利公司债券及还本付息等事宜后，最后共集资银洋为原计划的一半。经过维修扩建的永利碱厂，纯碱产量大幅度上升，质量稳定。在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又获得比利时商业国际展览会金奖。厂里还新盖了烧碱车间，在年底前投产。在洋碱充斥市场的旧中国，永利制碱公司及时发行公司债券，试图增强企业实力，扩大企业规模，这无疑是有胆有识的范旭东等民族企业家的一项创举。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50多年前就指出，企业家在经济学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创新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就在为企业投资中，在为企业生存创造条件中，在为企业的创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