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一走进家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电话答录机上闪烁的指示灯。我的公寓很小，一打开门就能看到指示灯。巴菲——我的白色西班牙狗，立刻从堆满了东西的沙发上蹿下来，在我脚边跳来跳去。我允许它舔我，直到它心满意足地跑回自己温暖的窝里。

我盯着答录机，仍然说不清自己到底有什么感觉。我不愿有人来提醒我今晚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但一个熟悉的承诺却时时触动着我孤独的心。

我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柜子上，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滑进角落里它通常所在的位置。这些年来我天天这样把钥匙重重一扔，所以蓝色的柜子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细小的划痕。我喜欢把这叫做“钥匙保龄球运动”。有时我和麦克会轮流扔，谁扔进去就得一分。我仿佛仍能听到他说：“妈妈，你赢了！”

我怀疑她们是否记得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瞥了一眼红色的指示灯，它正吸引着我。

我按下放音键，一个柔和的、试探性的声音充满了房间。

“嗨，梅兰尼。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好吗？”

打电话的人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当然她不需要这样做，她知道我一定能听出她的声音。那是翠茜，有着古铜色头发、大大的蓝眼睛、带着迷人笑容的翠茜。在酒吧里，她一开始会显得冷漠，但或许三杯酒后，情况就不同了。她甚至能吸引那些最低级的生命形式来到我们的桌旁。

我笑了。我爱翠茜，也爱艾珀，瑞塔，还有迪博拉。但今天是麦克的生日，我不能去赴约。

第二条留言来自瑞塔——伶牙俐齿、声音甜美的瑞塔，她的心胸可比她的身材宽阔多了。“嗨，甜心。有空给我打电话。”

接下来是艾珀的。她甚至没有关掉音乐，詹尼斯·卓别林的声音几乎盖过了她自己的。

我觉得奇怪，竟没有迪博拉的留言。

女孩子们。我们仍然彼此称呼女孩子，虽然我们如今都已是女人了。

我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来。我从妇产医院回到我那狭窄的、楼梯快散了架的两层公寓里。我用蓝色的厚毯子包着我的麦克，充满爱怜地轻摇着他。整整两天了，终于不再需要全天看护，也不再有那么多来访的亲戚们了，我渴望他完全属于我。可我刚换上拖鞋，门铃就响了。如果是其他人，我一定会感到厌烦，十分不愿意被打扰。我打开门，一见她们几个全都站在那里，我的心顿时轻飘飘的，充满了喜悦。

她们不是伙伴，她们比家人还亲，她们是我的延伸。

翠茜——慷慨的翠茜，给我带来一盒整齐的白色婴儿服。我知道这是她为自己未来的宝贝儿准备的，现在她却坚持要我收下。

瑞塔——具有母性本能的瑞塔，她的梦想就是有5个孩子。她从我手中接过麦克，几乎抱了一个小时还不肯放下。她把自己关进他那小小的黄色婴儿房里。我站在门口，可以听到她在轻声地哼唱。这让我感动得流泪，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会对麦克好，像瑞塔对她的孩子一样好。

艾珀——永远像一个吉卜赛人的艾珀，盯着婴儿喃喃道：“你这漂亮的小东西！我想我们以后都得到阳台上去抽烟了。”她一边倒酒，一边用她的南方口音说道。

瑞塔——严肃的瑞塔，终于从婴儿房里出来了，轻声说：“他睡着了。”她从艾珀手中接过酒，却没喝。她帮我换上了干净床单，把纸尿布放在换尿布台上，又准备了冰茶。

还有迪博拉，她还在上高中呢。她从家里拿了一本手抄的书，里面介绍了许多如何照顾婴儿，如何给婴儿换尿布的常识，还有讲给婴儿听的故事。

电话又响了，打断了我美好的回忆。

我没接，看着电话机直到红灯闪烁。我知道这是迪博拉。

我走进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本旧书。封面上“女孩子们”几个字是用红色指甲油写的。我趴在床上，脚悬在床沿上。

第一张照片是我和翠茜。那是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俩肚子圆鼓鼓的，穿着同样的粉色比基尼，站在一个游泳池边。

5岁、6岁、10岁、12岁的我和翠茜。

接下来是我、翠茜和艾珀，看起来显得有点傻里傻气的。艾珀的金发剪得太短了，她故作性感地撅着屁股，还衔着一支烟。我和翠茜则做着胜利的手势。我记得拍完这张照片后，   我们三个一起把玩着一枚温斯顿金牌，是艾珀从她奶奶那儿偷来的。

一张从酒吧里拿回的糖纸从纸页间掉出来。它仍然黏糊糊的。

然后是一张瑞塔在学校时的小照片。她浓密的深色头发卷曲着，显然她妈妈给她烫了头发。下面的一张纸上“新女孩”几个字是用杂志上剪下的字母粘上去的。还有一张瑞塔和迪博拉的快照，瑞塔穿着条纹制服，她的妹妹迪博拉穿着粉色无袖连衣裙，扎着马尾辫。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了。

大学第一年的假期到了。我不想回家，因为我比翠茜胖一倍。她穿着丝绒裙漂亮极了，我的蕾丝裙使我显得很苍白。站在翠茜旁边，我感到自己像只丑小鸭。我妈妈曾经说，即使是伊丽莎白·泰勒站在翠茜身边也会黯淡无光的。后来寝室门铃响了，翠茜把我推到门边。是男孩子们来送花给我们。翠茜得到的花装在白色塑料瓶子里，很小，还有些萎顿；我的是装在花店里专用的那种白色大纸盒里，是一大束香气四溢的粉红色玫瑰。我始终心神不宁，觉得自己不该妒忌翠茜。后来，我用我的玫瑰做成一个小花束送给了她。

大学四年级。艾珀没有舞伴，她说反正她也不想去参加舞会。我对她说我就是她的舞伴，翠茜是瑞塔的舞伴。虽然迪博拉只是一年级学生，但她和一位英俊的橄榄球运动员一起去舞会。她那时还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没算上她。

电话铃声又响了，尖锐的声音让我跳了起来，这次我拿起了话筒。

是翠茜。

“嗨，”她说，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你来吗？”

“嗨，”我说，她也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

一种异常的沉默降临在我们之间。

“艾珀正从波士顿飞来；迪博拉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她晚些时候会来；瑞塔终于找到了照看孩子的人。”她说。

我进退两难。过去8年里，每个夏天的第一个星期五我都和她们一起度过，庆祝我们自己的夏至——那是属于我们的夜晚。我们总是开车到泽西海岸早早吃完晚饭，再找一家破旧的酒吧钻进去，然后手拿着烟火在海滩上散步，直至太阳升起。

这个约定从我21岁那年夏天起一直沿袭到现在。迪博拉当时也参加了，是用瑞塔的身份证复印件进的酒吧。或许有人觉得这两个深色头发的女孩都叫瑞塔·吉纳多未免有些奇怪，但他们从来也没提出过异议。

翠茜说：“没有你会完全不一样的。”她的声音柔和低沉，略带哽咽。

我心头一震，内疚撞击着我的心。我想，我刚才怎么会认为她们忘记了今晚的夏至恰好是麦克的9岁生日呢？虽然这种想法只是在脑海中停留了一小会儿，我也觉得对不起我多年的好朋友。

翠茜——脆弱的翠茜，当时开车送我回家时哭得那么厉害，就连沉浸在巨大悲伤里的我也奇怪，她怎么能看清楚回家的路。

瑞塔——眼神空洞的瑞塔，悲伤使她迅速瘦了下来，原来的衣服都大了一号。

迪博拉是坚强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就是那位橄榄球运动员吵架了，问能不能在我的沙发上睡几天。我看出她在说谎，但我的确感到孤独和恐惧，我告诉她说：“当然可以。”结果她在我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

艾珀——颇具反叛意识的艾珀送给我一只小狗，好像那只小狗能够取代我死去的儿子。她是这样热情，我知道她宁愿代替我承担这份痛苦。我紧紧地把小狗搂在胸前，直到我的泪打湿了它柔软的长毛。

我发现翠茜不再说话了，似乎用手掩着听筒。我能听出她极力压制的抽泣声，我也哭了。我们在电话里无声地流泪。她是我生活的支柱，这种感觉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巴菲轻轻地走进房间，但没有像往常一样跳到床上来，只是用深棕色的眼睛看着我。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它一到六点钟就知道吃饭的时间到了。

“我必须喂巴菲了。”我打破了沉默。

“我们不一定要出门，”她说，“我们可以去你的公寓，只喝点酒……”

“不用了。”我说，“我先洗个澡，很快就能出发。”

我等她挂掉电话才放下听筒。

我跟着巴菲走进厨房。它把它丝绒般的尾巴翘得高高的，左右摇晃着，像是行进队伍里的排头兵。

我坐在地板上看着它吃东西，和它说话——其实是自言自语。

“巴菲，”我说，“我没忘记这个夏至正好是麦克的生日，也没忘记我的生活已经破碎了。但此时最重要的是她们坚持要我去赴约，因为这个夜晚没有我会完全不一样的。”

确实会不一样。

它从它的碗里抬起头来看看我，又舔了舔我。我想它一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