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全国私营老板极为担忧的“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前夕颁布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宽慰的回答。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清楚。可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事。

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报道这个消息时，在头版用了一个特大粗黑标题：“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通过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在欢呼声中，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内涵很丰富，这里着重谈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点陌生，但在当时，它非常时髦，人们都挂在嘴边。《共同纲领》第31条解释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紧接着，第31条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被人们看成是逐渐消溶私人资本，最终向公有制过渡的桥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具备了在宪法颁布之前作为新中国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所以，当时社会舆论把《共同纲领》称为“临时宪法”。当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临时宪法。

“大宪章”这个词是刘少奇在这届政协会议21日大会发言中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①民盟代表、著名的大胡子张澜激动地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说，“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②

毛泽东也给了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③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

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这里要辩证一下。所谓没写“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共同纲领》中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其实《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字样。如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8条有一句话：“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

29条有一句话：“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

孙先生所说的没写“社会主义”，是指《共同纲领》中没有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类意思的话。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对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当然是太重要了。

下面是孙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大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讨论到《共同纲领》没有写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不少同志觉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较多的同志认为，《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现在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是很陌生的，写上“社会主义”与事实有距离，还是实事求是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几种观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9月22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大家都表示赞同。这篇讲话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至今回味，言犹在耳，真堪称是执行实事求是路线的典范。

孙先生的文章，和《共同纲领》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吻合。

但是，不久之后，围绕这个社会性质定位的问题，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共同纲领》也被搁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