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①

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

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

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私下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