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晚年，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货币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问题上，一直坚持激进的立场。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

毛泽东还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①

毛泽东向来以“打碎旧世界”为己任。他既然视“工资制”、“货币交换”

为“旧社会”的标志，当然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工资制度和货币制度关联甚广，牵涉极深，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动大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难以收场。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和供给制并未成功，就是例子。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难处，但是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采取行动，而先期工作就是要大造舆论。

有了“最高指示”，张、姚二人打破了长时期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每人写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报纸都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出单行本向全国发行。这两篇文章，列为当时正在机关、工厂、农村、部队、院校展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必读文件，好不威风。但是，令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之后的10月6日，双双被捕，之后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两篇文章，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了。

先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紧接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

要想解读两篇文章的内容，先要了解当时形势的特点。1975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出山，敢说敢做，立即开始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掌握的权力，攻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哪里？一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说，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就说到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和货币交换上去了。姚文元说，由于这些东西暂时不能取消，一些人就千方百计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不平等，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发展资本主义。文章说，林彪反党集团正是这样的势力。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

怎么办呢？所有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行文至此，姚文元突然离开他的主题，引用了毛泽东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16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现在拿过来用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冲着邓小平来的，是向邓小平发难。

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仍然是重弹他1958年的老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文章有一点实证材料，列举了中国1973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97%，工业人数的63%,工业总产值的8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3

%，人数的36.2%，总产值的14%。此外，还有人数占0.8%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90%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92.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3%，个体商贩占0.2%。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从以上统计看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起来，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100%，工业总产值的100%。

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只在角落里剩下一点点修鞋、修自行车、补锅的角色，这就是张春桥所说“还有人数占 0.8%的个体手工业”的含义。

正因如此，张春桥说：“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取消了私营经济，张春桥还不满意。他的遗憾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

也就是说，集体所有制的存在仍然是个严重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张春桥说：“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张春桥那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成了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