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我常常独自站立在山顶上，向着东南方向眺望，余火犹燃。那漆黑的天空被映出一片暗红，当即感觉这是被我们知青的鲜血染红的。

指挥有错，救火去的年轻人却没有错！他们值得永远怀念！

我在兵团被整成阶级敌人，监督改造，虽然受苦受难，但比起他们，我还幸运，因为我的生命犹在，将来还有希望平反。他们却比我更悲惨，他们连命都没有了，永远消失，永远没有了希望。

这些知青分别来自北京、赤峰、呼和浩特、集宁、唐山和锡林浩特。

身旁的石头也仿佛被这群少男少女的献身所感动，默默无声地浸出了细细密密的泪珠。坦荡如坻，阳光高照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一场大火把你烧得多么难忘、多么壮丽。

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把这场大火如实地写出来。

为回京苦干

我们连的刘英红因为心脏衰竭，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猝然去世。

她在救火中的突出表现，令人感动。人们都不理解：她这劲头儿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体力平常的姑娘，咋就跟在男生身后，寸步不落呢？救火时，很多男的都跟不上，纷纷掉了队，她咋就不难受，咋就能生生地把自己跑昏倒了呢？看来，她的狂热救火意愿要了她的命。她一个姑娘家的心脏，实在难以承受这比正常男性的极限活动量要大得多的体力消耗。

虽然她为签署联名信，自己丢了官，还丢了当先进积极分子的机会，但她在七连群众中的威信无人可比。第一次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全连上下都推荐了她，她却把名额让给了一个天津的女生，自己继续留在连里卖苦力。

人不在了，对她生前的很多小事儿却都从记忆的深处挖掘了出来。

记得有一次，一条老牛把她盛泥抹墙用的新脸盆踩瘪了。几个男知青追着那头牛，要用叉子扎它，她却着急地喊住了他们，不让他们扎……即使那位穷讲究的王英英一下雨就借穿她的雨鞋上一号已经激起公愤，她也没有半句怨言。

王连富一直说她干好事儿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可当他嘻皮笑脸地塞给刘英红一团脏被单时，她仍认认真真地去洗，一丝不苟。

听说道尔吉蒙古包着了火，家被烧了一个精光，她当即把自己准备寄给家的四十块钱送给了他。至于帮人捎个馒头、买个菜这样的事情就更数不清了。这点儿钱并不多，但当大家都是三十二块五（女生多五毛），被迫财迷，一分一毛都要算计的情况下，像她那样大方的却也不多见。

她简直就没有一点儿正当的嫉妒心，总在领导面前替别人说好话，可劲儿把别人的优点、长处、干的好事儿介绍给领导，却不怕自己失宠。而某些积极分子巴不得别人都又坏又笨，好显出自己优秀能干。难怪有人说她是贱骨头，总让自己吃亏，成全别人。

她傻得要命，一点儿也不懂得钻营，别人朝思暮想的位置，对她来说却无所谓。在自己最红的时候，也不知道迎合领导，管他团长、政委，只要她认为不对，就提出批评……结果连个小班长也没能保住，被一抹到底。

严重的鼻窦炎似乎把她的刚烈血气全磨没。她说话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儿锋棱。与人见面也笑眯眯的，一举一动都蔫不出溜，自自然然，从不装积极、装革命。在班务会上她总是检讨自己的各种私心杂念。她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脱鞋上炕以后，总有人叫我干这干那，开始我还愿意干，现在越来越烦。尤其是在自己干一件事时，要停下来帮助别人总很勉强。”

在日记里，她常常痛骂自己胆小怕死，还特地把《欧阳海之歌》最后献身的一章全部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上，激励自己效法。

好马活不长，它总是拼着命地拉车，把自己拉的骨瘦如柴也不知道偷一下懒。总这样的拼命能不早死吗？

刘英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帮我把信给了韦小立。不会忘记你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狠狠地痛骂我。我也明白，很多相当优秀的姑娘在面对自然灾害时都能经住死的考验，而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却出奇地软弱。

七月底，二班完成了一千五百方石头的任务，即将回到连部去。

王连长亲自上山验收。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赵干事也跟着拖拉机来了，向我要给兵团领导写的申诉信底稿。

他大老远跑上山要我的底稿，表明团里已经重视我的事儿了。可是，从赵干事那冷漠态度上看，缺少善意。正文都给他们了，还要底稿干什么？无非是想看看我的底稿和正文有什么不同，都做了哪些修改，从中挑出毛病，更狠地整我。

我给兵团领导写的信底稿，属于私人信件，你团保卫干事有什么权利索要？但转念一想，自己光明正大，不给他，好像我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文字，就都给了他。

赵干事毫无表情地把我的底稿放在了他的黑皮包里。

山上一共有十多个石头坑。每个坑里都堆着许多抬不上来的大石头，差不多有一百五六十方。王连长让我继续留在山上，把这些石头弄出来。

他说：“你回连还不如在这儿待着好。”

我问：“连长，干完这活儿，能不能让我回一趟家？”

“行。现在是七月，到九月底，秋收大忙结束后，连里给你打报告。”

“好，连长，等九月底，我就申请回家呀！”

王连长笑着问：“老赵，你看怎么样？他完成了任务，让他回趟家吧？”

赵干事的大金鱼眼转了转，附和道：“行，可以考虑。”他背着手，不耐烦地等着知青们打行李，收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