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经济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依然能保持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发展势头，并在这短短的两年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又将是一个“中国创造”的里程碑式的“世界纪录”。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天能够拿出这样辉煌的成绩单——不管它和成熟市场相比还有怎样多的缺点，它一定存在自己“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只是看到它存在诸多的问题，而拼命地去寻找其他替代当前制度的模式，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后会遇到更多问题的“死胡同”。所以，不总结今天的成功经验，而“舍近求远”，甚至“舍本逐末”，最终一定会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

事实上，和“中国奇迹”一样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海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大家，如吴敬琏、罗斯基和诺顿等教授都很好地总结和归纳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们都是以“顺叙”的逻辑思维方式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为我们展现出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而本书则尝试着以“倒叙”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以当前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这一事实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来探索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和“软肋”。比如，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来自哪里？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经济活力的充分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两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是政府决策上的偏差所致，还是我们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所致？金融创新在创造新一轮“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作用？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公认的“创造财富”的大国，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主动去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来倡导“人民币的国际化”这类“管理财富”的大国战略？人民币升值究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还是我们要采取的一种主动的“谋略”？这样做的“根据”是我认为目前任何国家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显现出其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顺藤摸瓜”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为此，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经济活力与结构调整”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所创下的持续不衰的“高增长”的奇迹，是民间资本利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低成本的价格竞争力所致，也是成功地利用外资企业的品牌和中国产品走出去的开放型战略所致，而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一直是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所以在目前中国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客观情况下，要简单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刺激“内需”以应对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以此替代“外需”所推动的“结构调整”做法，不仅无法治本，而且还让政府不得不过度地干预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形式上的“增长”，从而最终造成其无法“退市”、“地方债”过多、“重复建设”、“行政垄断”的不良后果。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中国经济固有的“创造财富”的市场活力。

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价格稳定与宏观调控”中，我梳理了中国经济这种“创造财富”的增长方式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如何发挥自己在“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励和疏导国内不断积累的“流动性”走向不断加快建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并通过其中专业化的团队力量将它配置到中国自主创新的各类“风险投资”项目之中，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被动的宏观紧缩调控政策来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冲击或是放任自由，直到 “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现象恶性爆发为止。事实上，到那时，一切“常规性”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将变得无济于事，而行政性的强制管理方法不仅很容易走过头，而且今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再要保持“常态性”的运行，将会付出不可低估的代价。

第三部分“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是笔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这一部分，我将向读者阐述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对中国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的积累（阶段）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书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承受高风险、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直接融资”平台；二是个人管理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分享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专业机构化的“间接金融”理财渠道。否则产业升级和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最多也只能达到暂时性的“宣传效果”而已。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海内外读者最为关心的“共同话题”。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后危机时代对“货币主导权”高度重视的姿态：一方面反映了对已有的大量外汇储备的使用和管理的战略上的变化，从只关注“流动性”和“保值”效果而对美国国债单一的“被动投资”，逐渐开始转变成也重视“收益”和“分散风险”的多元化目标而需要的“主动投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未来财富增长过程中，如何通过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提高中国财富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汇集全球财富的金融服务能力。笔者在论述了外汇储备管理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它们对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并在其中反复提出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欲速则不达”的告诫。

不管怎样，本书所讨论的各类话题都在强调一个共同的观点：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内资与外资间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关系、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就会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就会大打折扣，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及其推动力也就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