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做一名技术分析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那个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职业。我接触的大多数机构型客户都对技术分析心存疑虑，觉得它没什么用。通过导师，我开始潜心研究市场心理学，而不只是看看图表里是不是出现突破或是反转形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美林内部提供和生成的各类数据，比如说通过保证金账户进行的买卖交易。保证金交易商属于那种积极型的股票买家。当他们开始杀入市场并抛出股票的时候，就是好消息；而他们大张旗鼓地买进，则是坏消息。

那时，我还通过丹凯克的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叫桑迪·兰德菲尔德（SandyLandfield）。兰德菲尔德是查尔斯·德科佩（CarlisleDeCoppet&Co）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负责零股交易。在午餐时，他喜欢讨论零股交易策略是如何发展演化的，他自己如何管理经纪人的股票，经纪人如何根据账面值调整仓位，以及指令是如何变化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整个市场心理学领域，或者说市场情感研究，依旧和20世纪60年代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发展。我们手里有了止损指令、卖空和买单平仓的数据，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对这些数据进行检验，了解投资者如何实施交易。与此同时，我还了解了很多知名人士对市场历史的探索性思考。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名市场评论家和技术分析师加菲尔德·德鲁（GarfieldDrew），他也是最早的零股理论家，还有曾写过反向投资的哈弗里·内尔（HumphreyNeil）。尽管今天大家都在谈论反向投资，但在那个时候还绝对属于新鲜事物。逐渐地，我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过，这种风格既不属于图表分析师，也不是技术分析师，而是像丹凯克那样以史为鉴。每天收盘之后，丹凯克和我都要谈论和回顾当天市场发生的事情。他会绘制道琼斯工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股价表，然后说，“我记得这个形态，完全和1938年一样。”于是，他会回头再看看1938年的股价图。我经常和他一起做这件事，因此，20年代以来每个时刻的市场情形几乎都在我的头脑里历历在目，而所有这一切也让我逐渐认识到市场的周期性。

不管怎么说，我涉足技术分析几乎完全是出于偶然，但后来居然还成了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技术分析这个行当里，我得到了足够的职业尊重，我还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我自己都觉得受之有愧。此外，我被拉进执业机构“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而不仅仅是形单影只的开路先锋。我成为组建MTA的合伙人之一。在筹建阶段，我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也组织了很多活动。